中山先生认为，人有三种之分：第一种人叫做“先知先觉”，是发明家、创造者；即还没有经历过，就已洞察事物和世界的规律，根本不用去浪费“失败是成功之母”的时间，勇挑重担,苦心孤旨开拓向前，直接就成功了。因为省去了“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时间，占有成功时间的优势。世界上多数大成功的人皆为此类。当年，宋嘉树（宋氏三姐妹——霭龄、庆龄、美龄的父亲就曾经对孩子们说过：“中国是睡着的，这个人（指孙中山）却是醒着的。”可见，孙中山的先知先觉和与众不同。第二种人叫做“后知后觉”，是宣传家，只能跟随模仿、仿效推行、推波助澜；这类人经历以后，会去总结，以后做好，或做得更好。第三种人叫做“不知不觉”，是实行家，不能知，只能去行；就是经历过了，也不总结，以后还错，还滋生是非。

在中山先生看来，当时国家中，第一种人最少，第二种次之，第三种最多。“此三种人互相为用，协力进行，则人类文明进步必能一日千里。”虽然他说，“天下事业的进步都是靠实行，所以世界上进步的责任，都在第三种人身上。”但同时他认为，中国四万万人大多数都是第三种人，甚至说：“照我看来，这四万万人都像阿斗”；“后来发生许多事实，证明普通人民的确是没有知识，没有能力去行使充分的民权。……由于这个缘故，欧美革命有了两三百多年，向来的标题都是争民权，所争得的结果，只得到男女选举权。”“但是人民都是不知不觉者的多，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要为他们指导，引他们上轨道去，那才能够避了欧美的纷乱，不蹈欧美的覆辙。”

有不少人批评孙中山的“三种人”思想带有唯心史观，可能有失偏颇。因为这种划分，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两次护法战争相继失败的教训，孙中山对民众的愚昧感到万分悲愤，“三种人”划分的思想清晰地显现出来。鲁迅当年也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来描绘国民“麻木、冷漠、自私、疲沓、懒散、怯弱、逆来顺受”等劣根性的。毛泽东也把国人分为“圣人”、“君子”与“愚人”、“小人”两类，而中国社会的改造需要依靠“圣人”、“君子”这些大哲学家下大力气“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毛泽东还认为，“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是我国国民性最突出的弱点。

中山先生主张，国家行“民主政治”，“不知不觉”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者分别是指导和治理国家的能人。“权能分离”便是要求人民像国君那样把握主权，委托能人管理国家，将行政权放手交给能人行使，就像阿斗做他的皇帝，将治国大权交给诸葛亮。“不知不觉”的人不应过分干涉政府，以避免“政府无能”。国民是主人，完全可以将政府官员当作公仆使唤。“如果政府是好的，我们四万万人便把他当作诸葛亮，把国家的全权都交到他们；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们四万万人可以实行皇帝的职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大权。”

以中山先生“三种人”思想来观照党内，先知先觉者只是极少数 是出思想、出观点的。我对自身的定位是：力争做一名优秀的后知后觉者，在先知先觉者的点拨下，缩短后知后觉的时间，在第一时间做好取证、宣传和推广工作，将先知先觉的思想，通过自身的理解，转化为可以被后知后觉者所理解和接受的语言，转化为后知后觉者的具体行动，而不能甘为不知不觉者。

以中山先生“三种人”思想来反躬自省，就是要提升自我素质，增强个人悟性。领导说一句，点拨一下，就能想出背后三句的道理，心有灵犀一点通，做个明白人、有悟性的人。千万不能做不知不觉者，领导说三句，连一句的真意也领悟不到；不会举一反三，连错三次都改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