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进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由于历史的某些原因,孙中山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从孙中山主张抑制资本，减少贫富悬殊，土地，资源及铁路，水运等国有化，国家实行部分计划经济等措施来分析，很明显不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容。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几十年里,都很少谈到孙中山先生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识和发挥,这是极其不公正的,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值此纪念孙中山先生奉安80周年之际,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孙中山,可以看出孙中山在赞扬、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同时把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而确立的治国方针,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孙中山高度赞扬马克思主义学说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1899年2月发表于《万国公报》的《大同学》一文是最早提及“马克思”的，但由于该文译者李提摩太不是中国人。中国人最早接触与介绍马克思主义则是粱启超。他在一九O二年的《新民丛报》上就曾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以后继续对社会主义作过一些介绍。但梁启超是从改良主义政治立场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救贫”、“均富”、“安民”的新学说予以宣传的，根本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中国真正从革命意义上最早接触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孙中山，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讲到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在中国的传播时，说了一句重要而客观的话：“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人在先”。

一九Ｏ六年十二月，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中就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他曾说：当今社会主义“流派极多，有主张废资本家而归诸国有的，有主张均分于贫民的，有主张归诸公有的”。这最后一种主张，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他表示赞成马克思的资本公有论，反对均分于贫民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他的文章与演说中便较多地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他在一九一二年所作的《社会主义派别及方法》的著名演讲中，就用不少篇幅论说马克思主义。但他论述与介绍马克思主义最多的，还是在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之后。这一时期孙中山几乎每次讲演，无不提及马克思主义。可见，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感情是逐步加深的；他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是充满热情的、极为崇敬的、高度评价的．

十九纪纪末、二十世纪初，一般社会主义学者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中的一种，至多把它看作是影响较大的一派而已。孙中山在这一问题上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它代表了人类智慧与思想的高度，因而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这就把马克思主义与敌人对它所攻击的什么“异端邪说”，严格区分开来。孙中山进而肯定了马克思对发展社会主义学说的伟大功绩。他写道：社会主义学说在其发展之初，种类繁多，派别纷纭，“而真正纯粹之社会主义，遂湮没于云雾之中，漂(缥）渺而不可以迹。厥后有德国麦克司(马克思)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在孙中山看来，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纯粹的社会主义，是真理；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第一次使社会主义由无条理发展为有条理、有体系的学说；因而马克思主义遂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所宗之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指导地位。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一问世，便“举世风从，各国学者都是信仰他，都是跟着他走”的原因。这就指出并承认了马克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的事实。

    马克思不仅是社会主义的伟人，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应与卢骚、孔于一样给予很高的评价。孙中山认为卢骚研究民权问题最有成就，被欧美尊崇为“民权中的圣人”；孔于是中国的圣人，也被中国人所崇拜。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研究“最透彻最有心得”，所以“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也没有那一个不是崇拜马克思做社会主义中的圣人。”孙中山把马克思与孔子、卢骚相比，虽然未必恰当，也主要是从学术观点上讲的；但认为马克思与历史上的孔子、卢骚一样，都是“圣人”，都很伟大。这是孙中山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所能作出’的极高评价。

   孙中山清楚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到自马克思主义出世后，社会主义就分成了两派，一是“乌托邦派”，一是“科学派”。而马克思主义属于后者，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他批评空想社会主义者多是一些“道德家”，而不是革命实践家。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陈义甚高，但离事实太远。他们“只希望造—个理想上的安乐世界，来消灭人类的痛苦；至于怎样去消灭的具体方法，他们毫设有想到。”其特征足只“说理论上的空话”。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则完全相反。它“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其特点是“全凭事实，不向理想(空想)”。孙中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这种

认识还很肤浅，但他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全凭事实”，并从“经济变迁”来说明社会问题，却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这就初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从而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升华到一个历史的新高度。

二、孙中山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论及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问题的根本观点。孙中山介绍说，马克思对历史“所发明的最重要之一点”，就是认为世界一切历史，都是“集中于物质”的；物质有变动，世界也随之变动；人类的思想行为，都是物质的境遇所决定的；故人类文明史，可以说是‘随物质境遇的变迁史”。孙中山虽然没有说明这“物质”主要是指经济而言，但他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唯物的．即“物质是历史的重心”。他称赞这一理论“研究透彻，理由充足’，因而能使许多从前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后来转变为社会主义者。“如果是过细研究了马克思学说的人，更是信仰他。”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很大的威力。

    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对它的阶级斗争学说，孙中山也作过一些论述与介绍。他指出，阶级斗争是由工人和资本家利益冲突引起的，过去的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只有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成功之后才会消灭。同

时，他也认为像欧美这样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因家，社会矛盾尖说，积重难返，需要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解决，即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而且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孙中山指出，这一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秘密；资产阶级所拥有的雄厚资本；完全是工人的’血汗钱”。

由于孙中山特殊地位的影响,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高度赞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起码可以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认识。

三、 孙中山将马克思学说溶入三民主义的治国方针

   孙中山热情赞扬列宁及其和平外交政策，赞扬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表示要“以俄为师”，学习苏俄的革命榜样，重新考虑中国革命问题，在借鉴学习了世界各国包括日本,欧美,以及苏俄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以及分析了西方各国存在的问题后,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建国指导思想和方针,孙中山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欧美国家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及虚假的民族政治令他深感失望和愤懑，而对资本主义制度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孙中山早于1903年致友人函中写道：“欧美之富者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演此悬绝之惨境，他日必有大冲突，以图实剂于平。”1906年在东京的一次演说中又指出：欧美各国文明进步所造成的"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一些事例，然后断言：”贫富不均竟到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了！”他再举出美国政制的种种流弊之后说：“美国政治腐败散漫，是各国所没有的。”  “他们社会有两种绝大阶级，一级是极大的富人，一级是极苦的穷人。富人的财产过多，总是用资本的势力操纵全国政权，来压制穷人；多数穷人不情愿受少数富人的压制，便想种种方法来反抗富人。那种穷人反抗富人的举动，便叫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原因，便是由于社会上贫富太不均。”， 孙中山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显然是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学说和欧美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他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挚同情者及其利益的维护者，也作为深受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之害的中国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先进代表，而地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批判的。这些批判不仅充满激情而且有一定的深度，能够从资本私有制的存在和阶级对立关系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及其纷争的根源。尽管他在诸如资本私有制的本质等问题上尚未能作出更深入的科学分析，但整个说来，这种认识较之欧洲早期社会主义者乃至当年一些社会主义运动参与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具备这种认识也正是近代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前提。由于孙中山有了上述认识，故他一方面坚决支持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根本性的革命改造，另方面又始终坚持中国社会改革绝不能走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孙中山曾多次高度评价和热烈称颂俄国十月革命及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近来人类要求社会上机会平均，贫富相等，便是民生革命。……现在已经成功的只有俄国。”，“俄国近来实行政治革命，同时又实行经济革命，一面把皇帝和贵族推翻，同时又把资本家推翻。”。“其主义，在打破贵族及资本家之专制。”，“对内推翻专制的俄皇；对于贫富的关系，反对世界上一切资本制度。”他强调指出：“现在的俄国什么阶级都没有，他们把全国变成了大公司，在那个公司之内人人都可以分红利。像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他以肯定的口吻提到了废除资本家专制和推翻资产阶级、反对一切资本主义制度、消灭阶级的问题。由此可见，孙中山晚年决定“联俄”并非纯粹出自策略的考虑，而是与他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由于对马克思学说的不同观点,他认为对于马克思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只能“师其意而不用其法”,在对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进行借鉴的基础上,综合欧美,日本,俄罗斯成功经验,根据中国国情,创立了“五权分立”,“三民主义”的建国方针,他在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十分详细的说明了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他说:"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1912年秋，在他为新中国筹划建设蓝图时，连续三天作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专题演讲，热情颂扬"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殷切期盼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之政策” ,孙中山声明“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他认为，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办法”方面不同，但它们之间有相同的“目的”和“相同的目标”，这“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他指出：“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下,孙中山追求建立一种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又有别于民主集中制的“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宪政体制下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华民国。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吸收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在对民族资本主义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过程中，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合理内核就是：土地问题和资产问题，并就如何通过建立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怎样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在实现民生主义的过程中如何处置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符合当初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中国的具体国情，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综上所述，孙中山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而且也是中国最早探索社会主义的伟大先驱。孙中山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思想上始终能够“与时俱进”，始终能够站在时代斗争的最前列，“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这是他留给我们今天的一个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中山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并且是其中最先进之因素，是推动孙中山一生不断革命、不断进步的主要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