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前后摄于上海。前排：柳亚子的母亲费太夫人（前坐者），陈君石（大外孙，旁立小孩）；二排左起：柳无垢、郑佩宜、柳无非；后排左起：柳无忌，高蔼鸿（媳妇），柳亚子，陈麟瑞（大女婿）。

一九五六年摄于北长街八十九号院中。前排坐者，柳亚子，郑佩宜；后立左起：柳无垢，柳光辽（外孙），陈麟瑞，陈君华（外孙女），陈君石，郑佩亚，柳无非。

 

一个和睦的家庭必定有一股内聚力，一种潜藏在每个家庭成员内心又外化为他们的行为举止的精神气质，这就是家风。它，对内维系家庭秩序，对外展现处事待人的风貌。

柳亚子生活在中国发生巨变的时代，他又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西方列强的军事入侵、经济掠夺、政治干预和文化渗透使得两千年的文明古国分崩离析，中华民族不屈的性格又力图冲出逆境重整河山，这场博弈造成的社会动荡和变革，成为近代史中的主旋律。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的变革必定波及家庭。柳亚子是一位敏感的诗人，又是中山先生的追随者，柳氏家庭的一些故事鲜明而前卫地反射着时代的变迁，读来既有情趣，又能开拓思想。

取名

中国传统习俗很看重给孩子取名，特别是给男孩子取名，求吉祥、表期盼、留念想、跟风潮……有不少讲究。柳亚子谱名慰高，他的高祖古楂公，是柳氏登上吴江文坛的第一人，取名慰高，自然是期盼他能出类拔萃，抚慰高祖在天之灵。1902年，柳亚子初出家门参加县考，结交了金松岑、陈去病等一批吴江的先进，大大地开拓眼界。他“读卢梭《民约论》，倡天赋人权之说，雅慕其人”，便自主张“更名曰人权，字亚卢，谓亚洲之卢梭也。”次年，柳亚子到上海，进爱国学社读书，又结识了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先驱，思想更趋激进。“慕辛稼轩之为人”，更名“弃疾”；友人则建议他改亚卢为亚子，“子者，男子之美称”。后来新文化运动兴起，提倡名、字合一，便以柳亚子行世了。

我是在淞沪抗战的炮声中降生的，生日正好是9月18日。1931年，日本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三省，外祖父柳亚子便给我取名光辽，寓意勿忘国耻光复辽宁。我的表妹比我小三天，取名光南，是光复南京的意思。细品每次起名、更名的时间节点，以及名字的价值取向，不正映射着时代的脉动和柳亚子的爱国情怀吗？

新风

维系两千年的农耕国家，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形成聚族而居的社会结构，皇族则是豪华版的家族。这样一个社会想要长治久安，需要有一套规矩保证土地的传承和交换有序化，不能生乱，礼教文化便应运而生。朱子家训、颜氏家训……不管外面涂抹什么油彩，它的核心是规定上下尊卑，不许僭越，维护家族聚居体制。

礼教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三纲五常那一套，和柳亚子尊重人权的理念矛盾，他力图在家庭生活中引入新风。1921年，他在“留别儿子无忌”的《七律》中写道：

狂言非孝万人骂，

我独闻之双耳聪。

略分自应呼小友，

学书休更效乃公。

须知恋爱弥纶者，

不在纲常束缚中。

一笑相看关至性，

人间名教百毋庸。

居然视儿子为小友，直言不讳地挑战“百善孝为先”，显得别具一格。他解释道：

我以为人类和人类的关系，只有一个爱字，是最净洁神圣，而且能包括一切，亲子的关系，也只要讲一个爱字，就完了。子应该爱亲，亲也应该爱子，那是最平等的，若硬立了一个孝字，又硬把一个慈字去配他，便生出阶级来了；而且“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的邪说，也跟着来了。几千年的家庭惨史，恐怕就是孝字开端罢。所以我主张只要讲爱，不要讲孝。爱是天性的，孝是人为的。

那么，父母应当怎样表达爱心呢？柳亚子认为，父母爱子女，“第一要培植他读书，使他能够有自立的本领；第二要教他储蓄节省的方法。”他强烈反对凑份子、办嫁妆、摆婚宴等为挣面子而浪费金钱的旧婚嫁习俗，“有金钱的，尽管可以不惜工本，替女儿造就高深的学问，或是入大学，或是出洋留学，预备在社会上做有用的人才。”他还反对大家庭制度，认为“结婚的意义，是把两个志同道合的异性，集合在一起，把恋爱做本位，组织新家庭”，“组织小家庭，是绝对要紧的。并且我主张结婚后的男女，一定要继续他们固有的职业，那小家庭的生活费，是应当男女共同负担”。他还告诫子女，“用不着觊觎父母的遗产；等到父母死了，遗产或者归公，或者赠予亲友，都是父母的自由，子女不能干涉”。秉承中山先生知难行易的理念，认识到的就要付诸实践，在他身后，给我们表兄妹每人一张500元的定期存单作为纪念，而把毕生收藏的全部文物都捐赠给了国家。

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养儿育女是为了养老，为了传宗接代光宗耀祖；柳亚子却把养儿育女看作社会传承和文化传承的需要。毫无疑问，柳亚子的主张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试想，如果死守着“父母在不远游”的所谓孝道，能掀起农民工进城的热潮吗？又怎样来满足中国崛起的庞大的劳动力需求呢？他一再强调，改革社会，“当然要从‘新’的路上走，不能从‘旧’的路上走。因为世界是进化的，是新新不已的。”

教育

柳亚子提出：“我对于儿童教育，是主张自由放任的”，认为教育不应当用条条框框去压抑个性。他的小女儿在回忆童年生活时说：“父母亲对我们的管教并不严，也从不督促我们做功课，一切要我们自觉。但是我们被教以一定的礼貌规矩，例如，做人最重要的是诚实不说谎，长辈们常做榜样给我们看，证明大人是不说谎的。上学要勤，不迟到，不旷课；功课要好，做个好学生。”“家教的另一个内容是节俭，大厅里挂着的朱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之不易’，至今还深深地刻印在我脑中。在小学里，每逢下雨，不能回家吃午饭，我总把领来买包子吃的三枚铜板省下一枚。父母亲鼓励我们把压岁钱、省下来的零用钱存在他们那里，不要胡乱花用。我们也不准骂人打人，我不记得家里有打人的事，父亲对仆人们更是非常客气。我们还被教育要同情穷人，不要轻视他们。这是一个典型的诗书礼仪的家庭。”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吃饭时若有饭粒掉在饭桌上，“笃笃笃”，外祖母会用筷子头敲敲桌子，提醒你把饭粒捡起来，渐渐养成了饭后台面清、碗底清的习惯，当前正在推行的“光盘行动”，对我们来说，早已是习惯成自然了。家风是养成道德人格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在长辈们的以身示范中，逐渐把真诚、好学、勤俭、爱心注入心田，受益终身。

柳亚子生活在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时局跌宕起伏，常常引发内心的思想斗争。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人，总是感情的动物，所以常常不免的要自相矛盾。”甚至感叹：“我们向来希望的境界，我以为我们是看不到的了。假定这境界有一天实现，我们便应该在实现的以前淘汰去，你以为对不对？”也就是说，每个人应当有自省的精神，在改变社会的同时改造自己。对于他的这种心态，他的义妹林北丽有细致的解读：

亚子先生的个性倔强，脾气暴躁，他与朋友往往因为三言两语就吵闹起来。如果你有什么使他看不惯的事，他当场就会拍桌怒责。不过，只要一刹那过后，他感觉了自己的过失，立刻便要向对方道歉和认错，不管你接受与否，并且他忏悔的情绪会异常苦恼他自己。人，本来是一种矛盾的动物，尤其正当这个激变过程中的社会里，旧衣没有全除，新芽又没有育成的时候。落后者固不必论，即是一般前进的先生们，恐怕也未必能完全免除。唯有亚子先生却时时刻刻在口头上、文字上，承认自己的矛盾，并且还说他的矛盾是很多的呢！这些，在爱维护尊严的先生们中间，又是怎样难觅的珍品啊！但就亚子先生讲，只是他生活里很琐碎的小例子。

我们且来看一个例子。1917年南社社员间因宋诗发生争论，身为南社主任的柳亚子处置不当，宣布开除朱鸳雏南社社籍，引发南社内讧，做了一件“我平生所很追悔而苦于忏赎无从的事情”。20年后，他专门写了《我和朱鸳雏的公案》一文，“一方面，我是在求解除良心上的痛苦；一方面，也算对于鸳雏亡友并当时的一干关系人，作一个忏悔的告白吧。”在文中有如下告白：

事隔一年以后，碰见了鸳雏的义父杨了公先生，他也不问我这重公案，只是低低的自我诉说道：“人一动肝火，是最伤元气的。”我听到此话，当时真觉得毛骨悚然，置身无地。现在追想起来，老先生真是药石之言，针对我的病根。

“做人最重要的是诚实不说谎”，对别人真诚，对自己也要真诚，这又是一个“榜样”。

（本文作者系柳亚子先生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