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与柳亚子是两位著名的民革前辈，他们几十年交往密切，留下了很多故事，在诗画合作上，何香凝的许多画件上留下了柳亚子的题诗，“何画柳题”的固定合作模式突显了两人间的深厚友谊。何香凝1931年绘就的巨幅《松菊》，柳亚子非常重视，用少有的小楷题写了350字的长诗，历述何香凝半生的革命经历和艺术生涯，其中有句曰：“过江名士多于鲫，唯君杰出群流中……文章有道交有神，唯我与君同性情……劲质孤芳世已稀，愿君善保坚贞身。”颂扬何香凝的“杰出群流”，得意于彼此间的“同性情”，期待她所具有的世间稀少的“坚贞”不屈的铮铮铁骨一直保持下去，就是其中的典型范例！
爱国迫切之情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他从“医人”转向“医国”，面对“中国积弱，至今极矣”的状况，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既是民主革命的政纲，也是国家近代化的构想。廖仲恺、何香凝夫妇都是孙中山的最得力助手和最忠实的战友，是国民党杰出的左派代表，比廖仲恺年轻10岁的柳亚子对他们极为推崇。后来何香凝与柳亚子保持密切交往，不仅政治立场一致，而且时常诗画往返、唱和，为振兴中华民族而携手奋斗了几十年。他们面对民族危机时，都具有救国救民的强烈诉求，他们的结交与共同奋进，与其说是个人间的仰慕，不如说是相似灵魂的共鸣，即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强烈民族主义、爱国救国迫切的爱国主义思想。
柳亚子与廖仲恺、何香凝的结识与南社有关，他们都是新南社的成员。1923年10月14日，柳亚子发起组织新南社，提倡民众文学，宣传新文化、鼓吹三民主义的新思潮，“社章”规定每年举行两次雅集，上半年是5月5日“双五”节，纪念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下半年是10月10日“双十节”，纪念武昌起义成功。新南社的成员大多是国民党员，就像1909年成立南社时许多成员都是同盟会员一样，以文学团体之名却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而且还有前后一贯的内在关联，“南社始终抱革命宗旨者也，服从孙大总统先生，兼信仰其三民主义。社中人物，以国民党为中坚。”但是，南社社友有一千一百人以上，“南社的内容，实在是很复杂的。”
廖仲恺是国民党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与夫人何香凝一起在同盟会成立前就开始追随孙中山革命，是最早的同盟会员。1918年第一次护法失败后，他们追随孙中山到上海，廖仲恺受命与朱执信等创办刊物宣传孙文学说，至1921年孙中山返粤建立广东革命政权，他们又回到广东，廖仲恺主理财政，为孙中山所倚重，早为人们所熟知，而且他的国学造诣很深，擅长诗词。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谋划重振革命力量、巩固革命政权，国民党正焕发着新的革命精神。11月底，廖仲恺奉孙中山命自广东来到上海，负责筹组国民党上海临时执行委员会，并与北方各省支部商讨国民党改组问题，以完成举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使命，在国民党员中声名远播。廖仲恺直到1924年1月4日才离沪返粤，除了12月初到杭州数天外，都留居上海，由柳亚子邀请加入以“行将改组的中国国民党为依归”的新南社，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柳亚子在1924年写七律诗《送廖仲恺归粤，兼呈何香凝夫人》，表达了他对新结识这对夫妇的倾慕之情：“星云山斗望中遥，才识荆州便故交。早向天南称柱石，恰从海上送征轺。疮痍吴地来苏后，图象云台列宿高。一幅流民新粉本，闺中湘管待重描。”廖仲恺也为柳亚子题诗：“万里长江排闼入，画帘高卷秋阴，西风芦脍耐人寻。天涯呖遍，依旧故园心。笛声频唱江南好，却怜景物萧森。烽烟寂处漫登临。吴山楚水，霸气易消沉。”
同时期，因柳夫人郑佩宜在上海养病，柳亚子便陪夫人留在上海度岁，与友人创“岁寒社”，1923年岁末、次年年初共举办雅集七次。由于这样的契机，廖仲恺和何香凝在上海期间受邀参加了柳亚子等人的雅集，正式结识。按柳亚子的说法，正式相识应是在1923年12月下旬的岁寒社集文酒之会上，柳亚子在《自撰年谱》中说到，民国十二年，“与陈巢南创岁寒社，为文酒之会。廖仲恺、张溥泉、于右任……暨何香凝……诸女士皆与焉。”但他在《江楼第二图记》中又说到：民十三年（即1924年）元旦，岁寒社集上识惠阳廖先生仲恺、南海何夫人香凝。柳亚子自己为何有两种说法？应该是在上海期间，廖何参加岁寒社雅集不止一次，此后没有发现廖仲恺与柳亚子有其他直接来往的记载。廖仲恺到上海身负党务重任，专门从事革命活动和党务工作，应该没有打算专门参加文学社的活动，加上新南社也在1924年10月10日组织第三次雅集后停止了活动，廖仲恺更不幸于1925年8月20日遭暗杀牺牲。
但是，柳亚子却认为廖仲恺是新南社的代表人物，是属于“散文的”。十多年后他在答友人书中说：“先生说南社的缺点是诗的而不是散文的，南社的文学运动，自始至终，不曾走出浪漫主义一步，这话对极了。在此地，我们不能不想起世人所忽略的新南社来……其实，南社是诗的，新南社是散文的了。讲到文学运动，新南社好像已经是走出浪漫主义的范围了吧。南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汪精卫；而新南社的代表人物，我们可以举出廖仲恺来。汪是诗的，廖则是散文的。所以我说，无论如何，新南社对于南社，总是后来居上的。倘若廖先生不死，也许近十年来中国政治的局面，不会是现在的局面吧！那时候，或者南社派的政治，可以变成新南社派的政治，也未可知。可惜廖先生的寿命太短促了，也和新南社一样，这是我向来的持论，先生也许会赞同吧！”因为，新南社的成立，以行将改组的中国国民党为依归，是“断不愿为时代落伍者”的旧南社部分朋友和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部分朋友联合组织起来的，“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而廖仲恺是促成国民党改组、帮助孙中山发展三民主义、制定和执行三大政策的“第一功臣”，所以已超脱了“浪漫主义”诗的范围，而“属于散文”了！这也是柳亚子在政治上的追求，正如他在新南社社务结束后所赋、自喻为“代表作”的七绝《空言》中的诗句“能持正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思”！
廖仲恺被刺牺牲后，柳亚子立即与共产党员侯绍裘、宛希俨等致电何香凝慰问，希望她完成仲恺二十年未竟之功，在祭廖仲恺文中称赞他“容纳革新分子，淘汰落伍党员，树拥护农工阶级之旗帜，撞反抗国际资本之鼓钟”等种种功绩。后来，柳亚子多次撰诗文悼念廖仲恺、感怀他的功绩和品格。1935年，柳亚子为广州建立的廖仲恺纪念碑撰写碑文，盛赞他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襄助最力”，“孙先生既殁，先生遂以一身系革命前途之安危”。所以，1936年柳亚子总结南社前后十几年的历史时，由衷地说：新南社的代表人物，“我们却可以举出廖仲恺先生来”，就不足为奇了！
坐言起行都是开辟道路
《荀子·性恶》篇说：“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 坐能言，起能行，意指言论必须切实可行，后比喻说了就做。在何香凝、柳亚子这些民革前辈那里，我以为他们的坐言与起行同样重要，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文化人，以笔作枪。孙中山强调革命要宣传鼓动，始终把宣传鼓动作为组党、形成政党力量的重要革命工作。
生长在美国，华人遭受歧视的生活经历和所受的近代西方教育，使得廖仲恺对于祖国贫弱危急的命运，如何寻求根本性改革道路，有着痛切和急迫的感受。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纷纷赴日留学，“一时成为时尚”时，爱国迫切的廖仲恺，抱着“国家危险至此，我们岂能坐视？日本留学界朝气蓬勃，志士云集，我也想东渡求学”的动机。何香凝与廖仲恺婚后，深受其教育与启蒙，家国意识和爱国情怀日炽，在日本遇到孙中山、聆听孙中山的革命道理时，廖仲恺夫妇都非常激动，“一次见面，即为折服，廖仲恺夫妇遂终生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走上了追随孙中山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革命道路。
深深地植根于柳亚子心中的，也是同样的家国情怀和救国迫切的用心。沈荣法在《柳亚子传》序言中评价说：“从辛亥革命前到新中国成立的半个多世纪中，亚子先生以文学为武器，奋勇投身于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他始终顺应时代潮流，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成为人所敬仰的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1927年5月，柳亚子避难日本，住在“乐天庐”里却不乐天，国内政局动乱，时时牵动着诗人的故土忧思，牵挂故友安危，心急如焚。即使这样，他仍不忘寻找苏曼殊的足迹、收集史料、诗篇，阅读其译著，撰写大量重要文章，还给儿女授课，关注国内时局与革命文学的动态……抗日战争时期，柳亚子愤慨于国难当头、四海无家，1938-1940年过起了自称“活埋时代”的三年，虽坚持“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条”，但家国忧思终究使他沉不住气，以至“百病发生”。常抱“待死的决心和必死的勇气”，又以“倭寇的飞机大炮，能够打破香港。却不能打死柳亚子，我替他们想想，怕真是一件憾事”调侃自己。
从大革命失败后辞去国民党中央职务，到参与创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上参加新政协、建设新中国，前后22年，何香凝个人遭遇艰难顿挫、流离失所，她绘画谋生，却非常坚定而豁达，无论国民党政府当局持何种立场，她的立场始终不变；不论个人面临怎样的困境，她的立场始终不变；不论政治大局多么混沌不明的状况下，她都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一直坚守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她为民族、为人民计，为国泰民安的根本利益的价值追求始终不变，以至常常忽略个人所遭遇的种种颠沛流离。她说：“我们自从遇到孙先生，加入同盟会那时候起，我们便已把身家性命都交给革命了。几次破家，几次逃亡，几次遭难，只有增加勇气更下决心，绝不能使我们畏难退后的。”
何香凝与柳亚子，在实践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战斗历程中，政治立场一致，都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志同道合的战友。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多次共同讨蒋开展反对右派的斗争，还和经亨颐，陈树人等在上海组织“寒之友社”，志同道合，一起作画寄情，抗议反动势力的黑暗，为抗日救亡救伤卖画筹款，无论在上海、在香港、在广西，他们都团结奋斗。中国传统文人，特别是赋有一定才情的艺术家，当个人遭受各种困境与现实挤压的时候，往往会产生归隐桃源、逍遥高蹈的出尘之思，但何香凝和柳亚子就算已愤而辞职，远离政治，不在乎个人的名位，而寄情于诗书画山水之中时，却仍然胸怀政治情怀，不忘政治使命，以救国迫切的政治抱负，不断地发出“鱼儿难捕民劳瘁，为问嬴秦何日休”的愤懑，并不时付诸行动。即使鉴于主、客观条件所限，一时难收实效，但是，他们爱国救国、纠正时弊的用心，始终灼然可见。“德不孤，必有邻”，在她们周围凝聚了大批“同性情”的爱国民主人士，团结一致，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共同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也成为毛泽东主席所称赞的“人中麟凤”。何香凝说：“我们献身革命，只在求我们民族解放，使中国人对内对外，都能得到自由平等，我们的存心，处事对人，自问俯仰无愧。”最后，何香凝、柳亚子与李济深、朱学范等人一起在香港发起、创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举起反蒋的旗帜、为建立新中国，一起作坚决的拼搏，于他们则是自然而然采取的行动了！
充满“战士的美学追求”
柳亚子既是革命战士，又是诗人、史学家，“作为爱国诗人和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是敢于坚持真理，爱憎分明的”，他信念坚定，“敢哭、敢笑、敢怒、敢骂”；何香凝既是革命家，也是著名画家，为了坚持政治信仰不仅辞职去国，而且无数次向南京当局谏诤，有“猛虎精神”“寒梅性格”之美誉，不媚权、不媚钱、不为五斗米折腰，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面对孙中山的“不肖之党徒为达到其利己目的”而采取反共、反苏、侵害工农利益时，就曾留下了“何香凝的顿足、柳亚子的鼓掌和彭泽民的号泣”这样的痛史！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走上救国迫切的革命道路，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和革命宣传，或者吟诗、作画，从未停歇过，具有共同的精神特征。
柳亚子在被推为新南社社长时，自谦不通外国文学，不懂哲学又不懂科学，却对自己“奋斗的精神，和坚强不屈的意志”相当自信，希望社友能保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精神，以防被时代所淘汰。柳亚子在他的诗词中反复抒发中国人民统一江山、收复失地的强烈诉求，以自己的作品鼓舞抗日将士、唤起中国人民奋起杀敌、保卫国家、保卫民族的情感，具有鲜明的“战士的美学追求”。何香凝在艺术上也具有“大气、硬朗”的特点，体现出“斗士”的性格，充满斗争精神，与柳亚子的诗词一样充满着“战士的美学追求”。
人类发展的历史总是不断地伴随着新旧交替，无论任何时代，在社会探索、形成共同价值观的过程中，总会遭遇到多元价值的挑战，而何香凝和柳亚子却能在挑战中明辨、坚守，并且与时俱进地研判形势，进行新探索，始终立足于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他们的艺术人生和革命历程一样，最初出发点与最终归宿点都在于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价值追求，令后世怀念和敬仰！从何香凝和柳亚子的思想发展、人生历程和艺术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民革前辈们相似的思想发展脉络和“同性情”，他们热爱人民，忠于革命，百折不挠，忠诚地继承和捍卫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和事业。
正是居于这样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自然在人生中有更多的交往，在艺术创作上也有着更多的共鸣与唱和。何香凝的许多画作上都留下了柳亚子的题跋，柳亚子为何香凝作题画诗共计六十多题、上百首，作为一种固定的合作模式被称为“何画柳题”。这种合作使作品的寓意更加深刻、明确，艺术效果得到强化和提升，高度契合，表现出他们共同的革命信仰和爱国情结。在柳亚子的《磨剑室诗词集》中收录记载了与何香凝一家有关的诗词达五十七首之多，而毛泽东1937年在致何香凝的信中，除了高度评价何香凝“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兴奋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人而已”之外，还以“人中麟凤”形容柳亚子，请何香凝转达他对柳亚子的敬意，这成为流传甚广的对柳亚子的高度评价。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女婿李少石先后被捕，柳亚子都全力奔走，不遗余力协助营救，在廖承志的保释担保书上具名签字。作为著名诗人，柳亚子对李少石的诗才赞赏有加，对廖梦醒也十分疼爱。所以，廖承志在1933年再次奔赴战场时留言柳亚子，拜托他有空帮忙去看看母亲，以“使她不至于身处孤岛”。1958年6月21日上午，廖承志前往探望病重的柳亚子，当晚7点20分，柳亚子溘然长逝。第二年6月，何香凝在《纪念柳亚子先生》一文中说道：“亚子先生是一位爱国诗人，他聪颖，有奇才。抗战以前，我和三位画家合作国画义卖筹款，亚子先生常常即席挥毫题诗，其中有很多是表白坚定的革命立场和讽刺反动派的。”“我和亚子先生深交三十多年，真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并再次引述柳亚子在她的松菊巨幅上所题的“文章有道交有神，唯我与君同性情”这两句诗，既是缅怀故友，也是强调彼此间的“同性情”。
（作者系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