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余 庆

 

【摘要】孙中山不仅是中国创立民主共和的先驱者，而且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开创者。本文尝试从文化的三维角度，解读孙中山身上特有的法治文化特质。在精神层面上，他力创“二十世纪之完全宪法”，力陈“法治是以人就法”， 力倡“法治是众人之治”，力崇“法治面前人人平等”，开启了中国现代法治理念的新篇章；在制度层面上，他领导制订“共和国之命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30余部法规，构建了中国现代法治实践的新框架；在行为层面上，他积极立法、自觉守法、领导护法，促进了中国现代法治实践的新提升。孙中山所具有的法治文化特质，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  法治  文化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进一步开启法治国家进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一重大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充分挖掘其背后的文化传承及现代价值，对我们深入实施“依法治国”，无疑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孙中山作为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启蒙者和奠基人，其深邃的法治思想及特有的文化特质，更是蕴含着极大的参考价值。本文尝试从文化的精神、制度与行为三个层面，对孙中山的法治文化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孙中山法治文化的精神层面

孙中山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理论先驱，法治思想内容丰富。从其法治文化的精神层面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力创“二十世纪之完全宪法”。孙中山认真考察了欧美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对西方优秀法律制度和思想精华认真加以借鉴。洛克和杰弗逊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民主法治思想对他的影响很大。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没有拘泥于一种单向地、教条地拿来主义，不是“奉欧美为至上”、“照本抄誊”,而是要建构一套符合民情国史的现代法治体系。为此，他指出，一定“要避免其种种弊端”，决不能“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而行”。他主张“吾人采取外国良法, 对于本国优点亦殊不可抛弃”，并且能够对中国传统法制思想进行批判地继承。孙中山发现，“现今世界各文明国，大都三权鼎立。其实三权鼎立，虽有利益，亦有许多弊害，故鄙人于十年前即主张五权分立。何谓五权分立?盖除立法、司法、行政外，加入了弹劾、考试二种是已。此二种制度，在我国并非新法，古时已有此制，良法美意，实足为近世各国模范。……吾今主张五权分立制以救三权分立之弊，论其理由，非立谈可罄，假以岁月，当博考西籍，汇为一编，以资贡献。”

2.力陈“法治是以人就法”。孙中山认为，“我国乃系老专制国,完全为人治人力”，这种“因人而治”的结果必然是“蔑法律而徇权势”，“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委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为此，他强烈主张法律至上，“民主政治赖以维系不敝者，其根本存于法律……，必全国有共同遵守之大法，斯法律之效力能永固”，“今日办法只有以人就法, 不可以法就人”。而法律至上，最重要的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至上。1918年在上海答记者问时，孙中山谈到，“必使先有宪法而后有总统，切不可先有总统而后有宪法。……虽有野心者不敢冒违宪之名。然其悍然出于违宪，自有弹劾权与叛逆之罪随之。吾人亦可以拥护宪法起而问罪”。孙中山反复揭示现代法治的主旨，法律权威至高无上，任何个人和集团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3. 力倡“法治是众人之治”。 孙中山是中国主张并践行“法治是众人之治”理念的第一人。他深责君政时代“大权独揽于一人”，“国家之法律, 非平民所能与闻”，认为“国民为一国之主”，“总统官吏皆国民之公仆也”，主张立法的目的是保障人权，第一必深得民心，应“以国民多数幸福为准”，以“去专制之淫威，谋人民之幸福”和“人权神圣”为轴心。此外，国民还应享有创制和否决法律的权力。对有利于人民的法律，人民可以自己决定；对不利于人民的法律，人民可以自己修改，政府必须照办。孙中山的法治思想要义在于，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必须有明确的制度保证人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创制、修改和废除法律。

4. 力崇“法治面前人人平等”。孙中山认为“凡属国人咸属平等”，主张“民国法律人人共守”。为此，他提出，“国中无论何人及何种势力, 均应纳服于法律之下, 不应在法律之外稍有活动”；“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能以地位优越为借口，放任自己或任何属下胡作非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公民社会中的任何人都是不能免受它的法律的制裁的”。如果法律体现人民的意志，如果统治颠覆全社会每个成员，这个社会就不再有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文明、和谐时代就来临了。在一个有几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一个法律只作为统治者维护统治工具的民族，在一个不同身份的人法律条文因人而异的社会，孙中山的贡献颠覆了传统法律的概念。

二、孙中山法治文化的制度层面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的时间虽然不长，且建国伊始、百废待举，但仍领导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

一是制订“共和国之命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是具有“宪法”性的文件。第一章就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章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人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人民有信教之自由”，“人民有请愿于议会之权”……第五章规定，“法院之审判，须公开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宣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备受后人推崇。

二是制订其他一系列法律制度。在孙中山的倡议、主持下，还颁布了一批法规,如《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保护人民财产令》、《大总统通令开放蛋户、惰民等许其一休享有公权私权文》、《大总统令内务部禁止买卖人口文》、《大总统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文》、《大总统令禁烟文》、《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大总统令内务司法部通饬所属禁止体罚文》、《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等,并草拟了《中央裁判所官职令草案》、《律师法草案》等法案。其中，对于《律师法草案》，孙中山在转令法制局审定的批文中指出：“查律师制度与司法独立相辅为用，夙为文明各国所通行。现各处既纷纷设立律师公会，尤应亟定法律，俾之依据。”这一系列法规的制订，对于保障民权、革除旧弊、振兴实业，废除一切等级特权和人格歧视的不公正法律，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孙中山法治文化的行为层面

孙中山不仅在理念上勾勒出现代中国法治的新蓝图，而且非常注重身体力行，荡涤满清烦苛，铲除专制余毒，着力建设与其法治理念相符合的新社会。

一是积极立法。孙中山把立法看作和夺取政权一样重要：“立法事业，在与戎机相待为用”。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他认为，“所有一切法律命令,在须行编订,法制局之设,刻不容缓。”他敦促迅速制订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为此特咨参议院:“又查临时政府现已成立,而民国组织之法尚未制定,应请贵院迅为编定颁布,以固民国之基。”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南京临时政府设置了由宋教仁任局长的法制局。他发布大总统令，规定：“民国一切法律，皆当参议院议决宣布乃为有效”。孙中山还强调:“民刑各律及诉讼法,均关紧要。”为顺利完成编订法律工作,孙中山考虑到“查编纂法典,事体重大,非聚中外硕学,积多年之调查研究,不易告成”，建议组织中外法律专家参加。

二是自觉守法。在推翻清王朝后，孙中山马上发布令示，明确“司法为独立机关”，要求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以客观证据为准，禁止刑讯，焚毁刑具。如有违反，除革除官职外，还依法治罪。他说：“不论行政司法官属，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鞠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仍不时派员巡视”，如有违反，“除褫夺官职外，付所司，治以应得之罪。”为了保证法官谙习法理,孙中山明令“所有司法人员,必须应法官考试,合格人员,方能任用”。1912年2月，在审理前山阳县令姚泽荣擅杀一案时，首先由司法部派精通中外法律的官员承审；其次准许聘请律师进行辩护，最后还选通情达理、公正名望素著的人民陪审员出庭，开庭时还准许任人旁听等等。

三是领导护法。在被迫向袁世凯交出政权时，孙中山郑重提出：“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袁世凯篡权并恢复帝制后，孙中山为维护民国宪法尊严，坚定地高举“护法”大旗，“文故主兴讨贼之师,所以维国法而伸正义”,“今日所争为公理为法律”。继在《中华后革命军大元帅檄》中怒讨袁世凯“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后,孙中山又在《讨袁宣言》中强调：约法为“民国开创时国民真意之所发表,而实赖前此优秀之士,出无量代价购得之也。……违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弃之,……尊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助之”。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政府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孙中山又发动护法运动，同践踏宪法的军阀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两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痛心地感慨道，“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1924年北上时，孙中山希冀只要半年便可以实行五权宪法，直至逝世的头一天，仍念念不忘。为在中国实现现代法治，孙中山奋斗一生，含恨而终。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孙中山构建现代法治新框架的伟大实践，使得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涉足中国政治生活，不仅给人们全新的政治空气，而且成为中国现代法治史上里程碑式的标志。如今，孙中山的现代法治思想和实践，仍然是一笔弥足珍贵的遗产，是一座有待深挖的宝库。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可以从中汲取无尽的力量, 获得无尽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1981年版

2.《孙中山：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开创者》，宋余庆 康燕，民革中央《团结》杂志2009年增刊

3.《孙中山法治思想初探》，张万洪，《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9期

4.《孙中山法治思想谈》，江振良，《中山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