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是卓越的革命实践者，终生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同时他也终生致力于真理的探求，追随时代潮流．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孙中山先生从来没有把真理追求当做纯粹的理论来研究，而是从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为改善人民生活服务。孙中山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次政治斗争．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

他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担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他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在建国问题上，他的建国思想得不到大多数革命者的认同。大家认为他的建国方略是空想主义，离现实太远。革命党内部许多人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革命方略以及各种革命和建设的主张为“空谈”、“空言”，认为孙中山“理想太高”，对其理想不接受、不信仰、不奉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们搬出《尚书．说命》中提出“知之非艰．行之惟难”的观点，强调行的艰巨性 、重要性。孙中山针对这种观点提出相反的“知难行易”学说，此学说是针对中国传统的“知易行难”而提出的。并称为孙文学说。

二、孙中山知难行易思想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观点是独具一格的，他是第一位完全摆脱宗教和道德的束缚，把知行问题当做真正的认识论问题来加以研究。提出了具名的“知难行易”的知行观，他的贡献是划时代的。

中国古代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说法，历来为人们所遵奉。孙中山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深感这种传统旧说不但不能激励人们的进取精神，反而助长一种畏难苟安的心理。“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他认为这正是中国近代之所以积弱衰败，革命事业不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改良派、保守派和革命派中的蜕化者，都利用“知易行难”作为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理论基础。为了破除这种旧的传统观念，鼓舞人们“无所畏而乐于行”的勇气，孙中山提出了相反的命题：“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并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作为论证，说明人们在求得某一种科学知识以前，早就在那里实际地行动了。他还以美国革命和日本维新为例，进一步指出：若果有了“真知”的指导，“则行之决无所难”。据此他认为，只要我们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努力以赴，夺取革命胜利“诚有如反掌之易也”。孙中山对于“知难行易”的整个论证，与他的行先知后思想紧密相联。他针对“知易行难”之说，明确提出“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的论断，这种行先知后、由行致知的思想，是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中的唯物主义内容。孙中山在肯定行先知后的同时，还极其重视科学知识和革命理论对于行的指导意义，他认为“知与不知”乃是革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孙中山说的“以行而求知”，“因已知而更进于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与“知”的辩证关系。

三、孙中山知难行易思想的在当时的意义

民国初年，革命党内部许多人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革命方略以及各种革命和建设的主张为“空谈”、“空言”，认为孙中山“理想太高”，对其理想不接受、不信仰、不奉行。很多革命党人信奉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的观点，坐而论道、空谈心性，不去参加社会实践，迷失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放弃了革命的信仰。在当时甚至流行“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当时的同盟会也迅速分化瓦解，被誉为“革命名宿”的章太炎宣布脱离同盟会，转向立宪派；一般普通党人则以为推倒皇帝后革命就大功告成，有的甚至热衷于争权夺利，追求享乐，以致蜕变腐化。孙中山曾言：“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即传统的知易行难说）而懈志也。”（《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8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另一方面，先是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其后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在政治、文化等领域大肆推行专制政策，中国民主革命还远没有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批判性地总结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认为造成民国初年革命党人不思进取的根源在于中国人数千年以来奉行的“知易行难”的思想。他认为，只有“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迷津”，革命事业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有希望。 “知难行易”的提出，具有新时代的特征，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激励革命党人积极投身到国家的建设中去。“知难行易”学说还揭示了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必然要求变革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这种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四、孙中山“知难行易”观点的历史局限

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提出,有着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他的知行学说也有一定的缺点和历史局限性。在认识论上，他提出的“知难行易”和“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旧说同样是片面的。孙中山虽重视“行”的意义，认为先行而后知，但他又提出“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的知行分离说,不仅割裂了知和行的统一，而且为少数“先知先觉者”统治广大劳动群众提供了理论根据。同时，孙中山所理解的“行”，主要是指“习练”、“试验”、“探索”、“冒险”等科学研究活动，是对实践活动的狭隘、抽象、直观的理解，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考察问题，不能正确说明人的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历史条件下提出“知难行易”已经难能可贵，我们不能在现在的条件下苛求他。认识的发展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发展的，我们应该在当代把“知难行易” 和“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及“知行合一”结合以来，发展为更加切实可行的知行观点。(蔡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