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中山的强国富民蓝图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又借鉴了西方文明成果，特别是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因素。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振兴中华理想的忠实继承者，并且超越后者，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孙中山 中国梦 三民主义
1894年11月，孙中山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在其章程中明确规定:“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护国体起见”，“振兴中华”这个振奋人心、影响深远的口号第一次被提出来。一个多世纪以来，经过无数仁人志士不懈的求索，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今天的中国越来越接近这个目标。重温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我们会发现其中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想，也能从中看到强烈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今天所倡导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与孙中山所勾画的强国蓝图是一致的，是在基本实现了这一蓝图的基础上民族复兴的升华。
一、孙中山大同主义的“中国梦”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实现民族复兴理论，这一理论体系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孙中山极为推崇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用其表达自己振兴中华的理想。他将自己的大同理想同孔子的言论联系起来，并明确揭示其具体内涵。1921年12月7日，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时，孙中山说:“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在孙中山看来，他的三民主义，便是要达到大同世界，因为，“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绝不能为他种族所压制”；“民权主义，即人人平等，同为一族，绝不能以少数人压制多数人。人人有天赋之人权，不能以君主而奴隶臣民也”；“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
三民主义总体上是大同主义，具体来看，孙中山强调民权主义与大同主义的关系。他将民权主义视为大同主义，例如，“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他在演讲时说:“这项公天下的道理，便是三民主义中第二项的民权主义。从前的人以为天子是天生的，原来便赋有一种特权，到后来人类觉悟了，不相信只有天子一个人有这项特权，推到百姓人人都有这项特权，就是把政权公之天下。我们中国二千多年以前，孔子便有这项思想，他曾说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过当孔子那个时代，只有思想，没有事实。到了现在，世界上有了这个思想，也有了这个事实，大家都要做主人翁，承认用这项主义的政体”[]。
不仅如此，他还将民生主义视为大同主义。1912年10月，孙中山对上海中国社会党人的演说就提出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等于大同主义的理念。他说:“社会主义之国家，人民既不存尊卑贵贱之见，则尊卑贵贱之阶级，自无形而归于消灭。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各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1924年的《三民主义·民生主义》演讲第一讲开宗明义地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二、孙中山“中国梦”的社会主义色彩
正如前面引文所诉，孙中山常将以“天下为公”为主要内容的大同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他认为民生主义只是“socialism”的不同译法，他一生多次强调自己为“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多次强调要把中国建设为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是共产主义的实行，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区别”。最早在中国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是英国传教士在1887年于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该报在介绍欧美各派社会主义学说时将它统称为“大同学”或“安民新学”，这与孙中山的说法一致。
孙中山多年的海外流亡使其能够详细阅读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并实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运转，这种经历使他认识到这一大同理想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其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欧美资产阶级理论和制度的影响。他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来表达自己的蓝图，认为“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然而，通过对欧美国家的考察深入考察，孙中山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和制度的弊病，他批评“各大公司联合而实行托拉斯”的资本主义社会“怪雾妖霾，惨雨腥风”。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说，“欧美强矣，其民实困”，断言“欧美社会之祸”已“积重难返”，“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孙中山希望中国在民主革命后不会步欧美国家的后尘，他说：“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孙中山在自传中也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他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阶级剥削、贫富分化的厌恶，例如，1905年在布鲁塞尔访问第二国家主席王德威尔和书记处书记胡斯曼时，说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的在于：“防止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的现象，就如欧洲各国所发生过的那样。”[]他还曾尖锐地批评资本家的盘剥：“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资本家者，无良者也。”
孙中山曾这样阐释民生主义，“我们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方法各有不同。”[]他说，“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是打破资本制度……所以，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诸如此类的话，他说了很多，他要防范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弊端，因而提出了民生主义的“均贫富”、“节制资本”的口号和举措。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强国富民梦想虽对资本主义制度借鉴颇多，但是很难说其站在资本家立场上并为资本家效劳，从他反对阶级剥削和对资本主义的态度看，至少在主观上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三、孙中山大同理想的实现道路及传承
大同理想存在中国两千多年，一直浮于空想层面。为解决空前的民族危机，孙中山为实现这一理想构建了一套理论体系，以民族主义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建国，这是民族复兴的前提；以民主主义推翻封建压迫，求得人民民主，为国家的强盛建立制度保障；通过平均���权、节制资本、振兴实业的民生主义改进民众福祉。
自鸦片战争中国国力日下，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甲午战争更陷中国于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孙中山自投身革命之日起，便以“振兴中华”为自己的使命，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便是国家独立和民族建国。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孙中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在深入，其民族主义思想从最初的推翻满清王朝、恢复汉民族国家开始，到辛亥革命后的“五族共和”，再到后来提出建立真正独立和完全统一的中华民族国家，并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明确打出反帝废约的旗帜，至此，其民族主义思想最终成熟。
在近代以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君主专制体制和封建的社会制度越来越暴露出腐朽落后的严重弊端，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实行民主建政：“要中国强盛，实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权不可。”[]孙中山注重从政治体制上思考中国强盛之道，而且其认识逐渐深化。辛亥时期，孙中山在西方三权分立原则基础上增加考选权和纠察权，提出五权宪法。护国战争后他对西方政体认识更加深入，试图否定和摒弃代议制，西方代议制度不能保障国家强盛，须改弦更张，
“举主权在民之实”，以“全民政治”取代“代议政治”。[]为了避免西方国家人民总是防范政府导致政府能力退化的弊端，孙中山主张实行权能区分，将国家权力划分为政权和治权两大系统。政权即人民管理政府的权力，包括选举。创制、复决和罢免四权，人民行使政权的形式有两种，一是通过地方自治（分县自治）直接行使四权，二是通过中央的国民大会间接行使。治权包括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检察五权，中央政府设立五院行驶五权。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体现了国家富强与社会公正的统一，通过振兴实业发展生产力，又通过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政策促进公正。一战后孙中山以超前的眼光撰写了《实业计划》，规划了发展实业、强国富民的宏伟蓝图， 提出修筑十万英里长的六大铁路系统和百万英里长的公路网，在北部、中部和南部沿海分别建世界级海港，疏浚、治理长江、黄河和淮河，全面开发矿藏，大规模移民开发边疆，并以近代化方式改造农业。孙中山还多次提出要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生产，发展中国工业，他可谓是中国经济近代化思想的先驱。
遗憾的是，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掀起排共风潮，在理论上曲解三民主义，实践上背离孙中山的正确主张或延缓其实施，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全面溃败。以国民政府的土地政策为例，早在1926年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联席会议就曾作出“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的决定，1930年国民政府公布《土地法》，但直到败走台湾时，“二五减租”政策都没能得到有效执行，更勿论“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了。[]
中国共产党则践行孙中山的遗志，继承并超越了三民主义，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虽然曾一度批评和全面否定孙中山的思想，但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共改变此前否定和丢开的立场，重新捍卫革命的三民主义。[]从实践上看，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反帝反封建以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与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目标总体上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没收官僚资本形成国营经济也符合“节制资本”思想，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实现了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理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又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动了经济的现代化，改善了人民福祉。
遥想一百年前孙中山在《实业计划》提出的修筑十万英里长的六大铁路系统和百万英里长的公路网等诸多目标，绝大多数今天都已实现，自近代以来，从没有那一刻像今天这般接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梦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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