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执政党社会基础，是实现党执政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从此和谐社会建设成为我们党在新时期的重要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构建和谐社会能力建设专题培训班的重要将讲话中进一步阐明：“根据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和谐社会建设充分体现党的执政兴国、执政为民的理念。这种理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同时也与伟大革命现行者孙中山先生对理想社会的规划是一脉相承的。
1．孙中山是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继承者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尚中贵和，追求的是一种人与人，人与天、自然相和谐的社会，而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的途径，是通过礼、乐的教化。无讼是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一个政治理想，它长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自然地契合传统文化追求和谐的价值目标。因而无讼的理想便是要实现和谐，而以传统文化的视角看来，和谐也即意味着无讼在儒家看来如果人们真正能按照“五伦”要求的有差等的秩序生活，遵循礼的要求，诉讼是不会发生的。《论语·学而》中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并且这种人际之间的交往可以扩了大之，“政治生活的组织只是人伦关系的扩大，即以个人为中心而一伦一伦地‘推’出去的。在各层社会关系的集合之中，‘家’无疑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一环，‘国’于‘天下’也都是以‘家’为范本的。……儒家的礼便是这一推扩秩序相应的原则。这个原则一方面要照顾每一个个人的特殊处境和关系，另一方面又以建立和维持人伦秩序为目的。”这样无讼所要达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状态，自然地扩大到了国家，也即要实现社会的治平，最好的方式是宗子的个人修为，先“修身、齐家”，再进而“治国、平天下”。
事实上，和谐作为一种思想，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精髓，也身深深地扎根于我们传统的文化中，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在他的《礼记·礼运篇》中，关于未来的社会构想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孔子的社会关系的理想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孔子认为把其他人也当作自己的亲人，各种人在社会上皆有用武之地，贤能君子治国，讲究信用，促进社会和睦，这些思想的精神实质就是要实现社会和谐。
我国的传统文化追求从协调中达到和谐，重视而非对抗性的融合，强调整体性，“和为贵”成为中国人重要的价值观，天人合一、政通人和、和衷共济、和气生财，这些为历代先贤所推崇的思想体现了古人所追求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理想境界。
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和谋划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借鉴了西方在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后来在启蒙运动中，出现思想家们明确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主张。吸取了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的合理成分，并反思西方发展的经验，提出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和谐社会观、预防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和谐社会观、两个文明共同进步的和谐社会观、坚持区域共同发展的和谐社会观、和平统一祖国的和谐社会观。
2．孙中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倡导者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和谐社会观孙中山虽然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但是他深受中国古代博爱、大同理想的影响，始终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最高理想，毕生致力于此。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博爱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民主义中。三民主义就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例如1924年1月至3月，孙中山在民权主义演讲中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演讲中，孙中山又谆谆教导国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
对于民生主义，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大同主义”。它要解决的是人类社会中种种不良现象，建成一个人人有饭吃、贫富均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在孙中山看来，这个人类“最高理想”的境界是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是一个人人互助互爱的社会，也是一个普遍幸福的社会。这样，孙中山把博爱思想和三民主义结合在一起，使博爱的内容变得更加具体、丰富。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亦即“大同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孙中山不仅把“大同社会”作为一种追求目标，而且作为一种责任。孙中山化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宣扬三民主义，建设大同社会，他的思想和主张在他的各类演讲和著作中均可以得到印证，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早在一个世纪前，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实现三民主义，建设大同社会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的治理国家和社会建设的理论，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和现实意义。
3．孙中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者
早期，他在《上李鸿章书》一文中说：“如中堂（即李鸿章）有意兴农政，则孙文我回华后，可再行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他把发展内陆边疆地区的农业纳入他最早设计的中国近代化方案之中，其目的也是为了地区经济的和谐发展。
早在1903年，筹备同盟会初期，孙中山就提出了同盟会的宗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平均地权因袭了中国的传统思想，同时又不同于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朴素的思想，他是在吸取了欧美社会的现实教训后，作出的深入思考，1924年以后，孙中山对农村问题的严重性、解决农民问题的迫切性有了新的认识，受苏联土地政策的影响，孙中山以“耕者有其田”进一步深化了他的土地国有化思想。他主张效仿俄国，“俄国改良农业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地主，把全国的田地，都分到一般农民，让农民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于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革命”。[3](p.867)和“平均地权”一样，“耕者有其田”强调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方法上由国家授田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向农民收取地税，并辅以国家租田给农民的方式。孙中山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由国家将地主多余土地按其报价收买，他说：“照地价去抽重税，如果地主不纳税，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来充公，令耕者有其田”
在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上，孙中山是民生主义，其步骤是“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把政治革命与社会进步融合起来，解决土地问题，就是解决民生问题，就是促进实现大社会。
他致力于推翻封建帝制的工作，长期在国外奔走努力，回国后成立的新政权命名为中华民国，1912年8月25日，在孙中山的努力下，成立中国国民党，取“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之主体之意”，把“发展民生政策”写入国民党党纲。
1912年10月14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指出：“实行社会主义之日，使我中华国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解决。他指出：“国家必有四大主旨：一为国民谋吃饭，二为国民谋穿衣，三为国民谋居屋，四为国民谋走路”。孙中山还认为，“要满足全国人民食衣住行四大需要，关键在于发展工业。”。因此，在《实业计划中》，他提出了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行动工业的具体方案，强调这是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根本。
1912年孙中山提出修建3条沟通全国的铁路干线：（一）南路：起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二）中路：起于扬子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西、甘肃，达新疆而迄于伊犁；（三）北路：起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于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于乌梁海”。由此可见，孙中山主张修建的3条铁路干线，都是着眼于改善西部地区的交通状况，以利于开发大西南、大西北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完整地提出了西北、西南、中央、东南、东北、高原及扩张西北等七大铁路系统。使整个西部地区铁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连结祖国各地。
4．孙中山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孙中山曾指出：“（一）教育：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二）养老：设公共养老院，收养老人，供给丰美，稗之愉快，而终其天年，则可补贫穷者家庭之缺憾。（三）病院：主张设公共病院贫者，不收医治之费，而待遇与富人纳资者等”。显然，孙中山理想的大同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虽然孙中山所谓未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大同之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不具备实现的可能。但是孙中山将“大同世界”当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这在当时有助于人们去追求一个理想与幸福的社会，从而推动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其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的种种幸福对于今天我国在建构和谐社会过程中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二、预防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和谐社会观孙中山认为，自由、平等、博爱的大同社会，应该是打破贫富差异、分配不均的制度，使人获得人身的自由，人人劳动，富则同富，乐则同乐，没有压迫，没有痛苦，从而使全国人民得安乐，不致受财产不均的痛苦。他强调：“中国应当设法避免出现资本主义社会那种贫富不均现象，防止少数富人专利，防止垄断资本家的产生”,他又指出：“凡天然之资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以及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所获利益，应归之国家公用”。他还主张“核定地价，平均地权”、“按价征税，价重者税也重，所负担并不加重，而价轻者税也轻，得享平均之利益，至公平也”。而这正是他倡导民生主义的出发点着眼点。他说：“民生主义的事实，最要紧的是均贫富”。孙中山非常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贫富协调，以避免中国重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覆辙，主张防患未然，避免贫富悬殊的弊端或恶果。在防患贫富差距的同时，孙中山深切同情广大贫苦劳动人民，希望通过发展经济来为广大人民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使广大人民普遍过上幸福生活。他说：“实业的中心是消费问题，消费问题就是解决众人的生存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蓝图，只要了解一下
党的十七以来，党中央实施的促进就业，保增长，保民生，建设和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施安居工程，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倡导教育公平，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现代化、铁路、公路和机场的建设步伐，缓解出行难的状况，这些重大战略部署，无不在孙中山的描绘的实施“三民主义”和建设大同世界的蓝图中看到风向标和指路牌，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战略本身就是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就是在为实现赋予更新内涵与时俱进的大同社会进行奋斗的过程，由于当时社会背景的局限，孙中山提出的治理国家、振兴中华、实现大同的许多主张和目标与今天国际、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有一定的差距，孙中山的个人奋斗推动了历史的进程，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切实际性，但是他的理论和思想的指导意义是无庸至疑的。
5．结束语
在中国且不说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仰慕“三代”是天下大同的和谐社会，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历朝历代的“盛世”都是其是的和谐社会。21世纪应该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纪。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创造一个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完美结合的世纪，应该是人类共同的理性追求。人类社会经历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而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愈发展，愈需要对人的终极关怀，愈需要道德人文主义的昂扬。而正是在这些关键点上，最深刻地展现了孙中山大同思想和道德观的时代价值。
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论是思想还是实践，孙中山的追求和探索都会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同时又是孙中山思想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即要使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团结；既要信任和依靠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中具有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的能够带头致富的社会群众，同时又要救济和帮助那些困难的和弱势的群体；即要把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放到重要位置，又要清新地认识到，分配的公平最终取决于生产的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只能达到有限的公平。因此，要实现达到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有很长的路要走，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