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市原政协副主席、民革镇江市委原主委洪维新同志离开我们，走了，静悄悄地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一片纸。
《论语》中说：“仁者寿”。洪老是仁者，也是寿者，享年92岁，知足了，只是洪老的一生，实在太艰难了。青年时期出生入死的军旅生涯，不去说它，那是国难当头，形势使然。中年，因为没有靠山，一度失业，没有生计。1947年，他搭上一艘商船，远赴台湾，谋求出路，不幸遭遇台风侵袭，盲目地，在海上飘流了一昼夜，险些丧生海底。可是台湾也没有他安身立命之地，只好扫兴而归。1949年起义之后，洪老得到妥善安置，过了一段短暂的安定生活。此后不久，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滚滚而来，一直延续到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作为起义人员的洪老，他困惑、苦闷、惶恐惊险又艰难地走过他中年的人生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拨乱反正，祖国大地回春，洪老的思想解放了，政治上有了生机，工作也展现出新的前景，可是他已步入老年，且身患痼疾，他先后两次中风，身子早已瘫痪，病情又多次反复，成天在病痛中挣扎。
洪老是一位爱国者。他继承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七七事变”后，他投笔从戎，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十四期。结业后，当即参加对日作战。1942年，抗战进入到最后艰苦的阶段，他应召参加远征军，深入缅甸，协同英军抵抗日本侵略者侵犯南亚，保障滇缅公路畅通，这是当年重庆政府的唯一国际陆上通道。由于英军不遵守协议，擅自撤离，致使洪老所在部队，陷入孤军作战。整个团都被打散了。洪老在中缅边境的崇山林里，生活了五个昼夜，凭借太阳和月光，辨别方向，日夜兼程。20多天后，徒步回到昆明，随即又投身军旅，继续作战。林则徐说“苟利国家身以之”，洪老则“力行之”。
近年来，洪老经受长期病痛，体质日下，神志大不如前。说话嗫嚅，思维也有点乱，可我每次去他家里他都会很高兴，总会谈一些关于民革和台湾的事情。这是他最关心的。去年中秋前两天，我去看他。那天他的神色很好，兴致也高。我们谈了很久，谈民革，谈台湾，谈他的病，谈几位过世的老人。谈着谈着，他突然对我说：“马英九上台几个月了，怎么不到大陆来谈两岸统一的事？这要拖到什么时候……”他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啊！
早在1983年，我就认识洪老了。那时，我在市政协工作，洪老则是政协的副主席，我们在同一座大楼里上班，却很少接触和交流。但对他的为人，则心仪已久。大约在1984年下半年，我的一位老友，受洪老之托，征求我参加民革的意思，说洪老对我抱很大希望。当时，我对民主党派工作不甚了解，乃一笑置之。可是到了1985年底，却有一位相关领导找我谈话，半动员、半指令式的要求我加入民革。谈话内容主要有两点：其一，民主党派工作，也同样是党的工作，而且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其二，民革市委的几位领导，都已年老，需要充实相对年轻的同志，我有对台关系，其他条件也比较理想……我当时就猜想，这可能又是洪老在作为。但我们这一代人，向以听党的话为信条，二话没说，旋即加入民革。几个月后，我调离政协，到民革市委任副主委。
1986年秋，民革市委会面临换届。那时，洪老的身体状况还好，也没有换届的年龄界限。他却一再表示要辞去主委职务，并向民革省委推荐我接任他的工作。记得在一次确定新一届市委会主要成员的会议上，洪老谢绝我们的诚意挽留，讲了一席令我感动而汗颜的话，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谁当主委，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是关系到民革未来的大事。刘承同志受过高等教育，年纪比我轻，能力比我强，为人正派，能挑重担……，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没有人毫无私心杂念，只有多和少的区别；同时，也没有人不遇到这些问题，只有解决得好和不好的区别。洪老在处理这个问题当中，真可谓大义凛然，高风亮节。这不只是宅心仁厚，还因为他是一个有公无私的人。在他的心目中，民革的事业是第一位的，至高无上的，至于个人的进退得失，都是次要的。
洪老只比我年长8岁，我却一直视他为长者。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说不明白。是因为他端正慈祥？还是他为人正直？或者是他对后进的奖掖和呵护？洪老是一个不善辞令的人，有时显得木纳，也无过人的才调。他爱党爱国，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体验至深，信念至坚；对党和民革的事业，忠心耿耿，身体力行，他为人正直，廉洁奉公，他性情随和却意志坚强；生活简朴却对人豪爽；工作负责而认真；待人厚道而诚恳。他具有一种令人敬佩的人格魅力。 洪老离开我们，走了，静悄悄地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一片纸，却留下他的事业和他对事业继承者的厚望，留下他的长者风范和高尚情操，也留下我们对他的永远怀念和哀思。 追思洪维新老学长的爱国风范 张国栋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洪维新老学长离开我们人世将近两个月了，但他的一言一行以及音容笑貌在我的脑海中难以消失。 洪老是镇江民革成立创始人之一，是五十年代初期的老党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各地民主党派相继恢复组织工作。以洪老为首的镇江民革组织坚持中共镇江市委统战部的领导，以民革党章为准则，发展成员。洪老既是民革镇江市委会的组成人员，同时又在镇江体委上班，担任副主任。他开会、学习、成员家庭走访等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26寸的自行车。他骑着这辆自行车跑遍了镇江的大街小巷。 大概是84年，他已调往市政协上班，担任副主席职务。由于工作繁忙、劳累，有一天在上班时间病倒在市政协二楼的楼梯口，幸好有人及时发现。立即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经过治疗和老伴子女的悉心照料，身体逐渐康复。但走路、讲话已不比往日。但他依然关心国家形势、关心民革组织工作，仍然经常到民革市委会学习开会，看文件看报纸。 我自从回新丰老家养老，但我经常进城开会。提前进城必去洪老家看看这位老学长、老领导。谈谈心，说说话，他总是关心民革的组织发展、台海形势，以及勉励我如何参政议政，如何写好会议提案。洪老是黄埔军校十四期步科毕业，因此他十分关心镇江黄埔军校同学会联络组的组建工作，十分关心台海形势，以往每到元旦、春节，必定先向台湾的黄埔同学和亲朋故旧，寄发多份新年贺卡，祝福节日愉快，回忆当年抗日的爱国情怀。 2001年4月，我接读台湾当年军校同期同队同学李剑轩来信说，杨建华、王守真及夫人一行五人，准备近期赴大陆参观旅游，并且说先到镇江而后是扬州南京，我将这个消息告知洪老。他说：这是一件好事，有利于海峡两岸黄埔同学的感情交流。有利于祖国早日和平统一。洪老指示说，首先向丹徒县委统战部知道，因为我是黄埔军校同学会丹徒联络组组长，由于接待工作得到县委统战部部长陈宏贵的亲自指导，接待工作十分周到圆满。洪老走完了他九十一岁的人生之路可算得是一位长寿老人了。但他的死，是我们镇江民革和镇江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一大损失，但他的爱国风范是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大财富，更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楷模！ 洪老安息吧！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追忆洪老 寄托哀思 尹乃强 镇江市早期民革党员、民革镇江市第二、三届委员会主委、第四至七届委员会名誉主委洪维新同志，于 虽说洪老因二十多年前的那次脑中风，以致下肢行动不便逐渐发展为举步维艰，直至近四五年来不能站立，其间且已出现过几次因体能衰弱而危及生命的险情；虽说生老病亡是人生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但是当民革市委机关办公室负责人蔡俊同志，在第一时间告诉我洪老逝世的噩耗时，我还是惊诧而沉痛地“唉”了一声。 我与洪老的相识，始于1981年下半年。此后的二十几年中，在洪老与我从最初的不同工作单位人员之间的关系，发展为民革组织内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经历中，我对洪老的言行和为人处事的情况知之甚多。 现仅将洪老生前在一些小事中给我印象和感受最深的事例，追叙如下。 一 1981年8月中旬，我从丹徒县丁岗中心小学调到镇江市中山路小学工作。 起初我以为， 中山业余学校属民革镇江市委领导，其办学的相关工作由民革市委主委洪维新，副主委耿德星和丁国民等三位领导分工负责。学校除了学员所交的学费外，没有其它经济来源。目前学校尚处在初创阶段，办学规模不大��学费收入支付受聘教员的讲课金和购买一些必要的办公用品后，所剩无几。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没有聘用专职工作人员，教务和总务工作主要由 薛校长告诉我的这些情况，使我对洪老以及与他共事的耿老和丁老，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就洪老而言，他虽然是民革市委主委，但不在民革市委机关上班；他是中山业余学校校长，但不像 二 1983年1月下旬，在我被批准为民革党员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洪老在丁老师陪同下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我起身迎向民革市委的这两位领导后，洪老拉着我的手说；“尹乃强同志，你在丁国民同志动员你几个月后，终于作出了加入民革的决定，我们都非常高兴啊！”接着，洪老与刚入党的我进行了第一次促膝谈心。 洪老首先对我说，民革与共产党的目标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入民革就意味着我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组织上，都与共产党的关系更紧密了。接着，洪老向我提出了以下几点希望：一是要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战理论和政策，民革历史和民革章程，学习、继承和发扬 洪老的谈话，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说教，而是结合他1957年加入民革后，特别是他担任民革镇江市委领导以来的工作实践和体会，根据民革章程的核心精神，向我提出基本要求的。作为新党员，我既体会到了民革镇江市委一把手领导对我的关心，又感受到了洪老这位长者，以肺腑之言要求我不断进步的殷切期望。 二十六年前洪老对我的这次谈话，我之所以迄未忘怀，是因为他对我提出的要求，一直提醒着我时刻不要忘记自己一个民革党员；一直鞭策和激励着我在任何工作中，都要为民革组织争光。 三 1984年4月上旬的一天，于8个月前从中山路小学调到民革镇江市委机关任专职副主委的丁国民老师，来学校与我谈话。丁老告诉我，民革市委希望我去民革机关工作，而今天他是受洪维新主委的委托，就此事与我进行沟通的。因为我从未有过离开学校的念头，而且认为自己作为中山路小学教导副主任，是可以在学校的教导工作和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作出贡献，从而为民革组织争光的党员，所以便坦然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了解我在学校工作情况的丁老，并明确表示我不要到民革市委机关工作的态度。此后两周内，丁老又先后三次动员我，我则始终坚持着不离开学校的宗旨。 丁老动员我未果几天后一个上午的第二节课时，我在三楼的教室给一个毕业班学生上数学课。当我完成了教学内容给学生布置完课堂作业时，突然发现洪老迎着阴冷的寒风，站在教室外走廊的栏杆前。于是，我告诉学生，有一位长者在教室外等我谈话，我要出去一会儿，希望大家认真做作业。我推开教室门喊了一声“洪老”，同时向他走去。洪老看到我后，立即以手势示意我回教室，同时轻声说着“上课要紧，不能影响你的教学”。洪老的手势和话语，使我领悟到了一个领导者尊重课堂、尊重教学活动中相互关联的教师和学生的可敬精神。我知道，洪老是为要我去民革市委机关工作的事而来的，我本可以仍然坚持不离开学校的态度，可是在洪老的手势和话语的打动下，我却产生了可以放弃“坚持”的意念。 我走到洪老身边后告诉洪老，我已经向学生打了招呼，现在他们在做课堂作业。听说不影响我的教学，洪老便就民革市委希望我去机关工作的事，做起了我的思想工作。洪老所讲的要我去民革机关工作的理由，与丁老所讲的完全相同。只是，洪老在讲了几条理由后，向我提出了“要从民革党员的党性原则出发，做到服从组织需要”的要求。 因为我已经有了可以不再坚持不离开学校的思想准备，所以我向洪老表示，服从民革组织的需要，并承诺只要接到调令，我就立即去民革机关上班。于是，洪老以“只要你有这个态度就行了”，作为他和我这次谈话的结束语。 四 我在民革机关工作二十二年的期间里，洪老在各方面都体现了他作为镇江市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工作领域受人尊敬的老领导的风范。 我到民革机关时只有3个专职干部编制，在编人员是民革镇江市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委耿德星（兼秘书长）、丁国民，和担任副秘书长的我。作为市政协副主席、民革镇江市第三届委员会主委的洪老，虽然十个月前因脑中风后遗症致下肢行动不方便，但是他总要拄着拐杖到市政协机关上班，并经常来民革机关。 在民革镇江市第三届委员会（ 在民革镇江市第三届委员会换届前，洪老提出了要让更多有代表性的年轻党员进入新一届市委的主张，并率先表示自己不再担任民革镇江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的态度。在洪老的带动下，其他6位老同志都表示了与洪老一样的态度。民革镇江市第三届委员会“七老让贤”的高风亮节，不仅当时为我市其他民主党派在换届准备工作中，使领导机构组成人员实现有利于开展各项工作的较大幅度的新老交替作了榜样，而且使后来选举产生的民革镇江市第四届委员会，增加了较大比例的专业人才，增强了活力。 洪老从不向市政协或中共镇江市委和市政府的相关领导，提出为自己解决生活中某些困难的要求。洪老在职、在位时，他和老伴及子女等五六人，居住在体委职工宿舍楼底层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里。这套住房不仅东西两侧无窗户、南北两个方向采光条件很差，而且卫生间极小，里面只有一个墩坑。洪老中风后腿脚不便，“方便”尤为困难，但是他没有向能够解决问题的部门，提出调换住房的要求。然而，洪老却努力帮助其他一些同志，解决了生活中的困难。得到洪老关心而解决了生活中某些困难的同志中，有需要进一步落实政策的起义投诚人员，有民革党员中没有工资收入或工资不高的个别老同志，也有住房困难的我。 我住房的困难情况，大概是在1986年初的一天，我因重感冒请假休息，洪老请丁老在当天傍晚到我家看望我后，由丁老告诉他的。 两个月后，市里把一些住房（使用权）的分配指标给统战部，统筹解决统战系统各机关部分干部的住房困难。当时，民主党派有两三套住房指标，虽然大家都知道根据当时的分房政策，这三套住房只能解决民革副主委耿（德星）老、农工副主委张（文梁）老和另一个党派的副主委等三位“老机关”的住房，但是还是有许多人写了要求解决住房困难的申请。我因为自己比其他同志晚到机关，便没有写申请。洪老听说了这个情况后，首先肯定我这一次没有写申请是对的；然后告诉我，以后再有分房机会时，一定要把自己住房困难的情况提出来。 洪老一向鼓励有“三胞”（港、澳、台同胞）关系的民革党员，加强与海外和“三胞”亲人或朋友的联系。我在民革机关上班，洪老更希望从我父亲的来信中，了解大陆以外人士对祖国改革开放政策乃至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认知情况，以便有的放矢地在民革组织内，开展促进祖国统一的联谊工作。所以，我经常将我父亲来信的内容告诉他，有时还将来信给他看。 1987年5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我到民革机关上班后，洪老拄着拐杖来到我的办公室。他让我找了几份学习材料后，问我最近有没有收到父亲的来信。我一边说“今天我正好收到父亲的来信”；一边从我的挎包里取出父亲的来信给洪老看。洪老看完信后高兴地说：“乃强啊，你父亲明年要回来探亲啦！”我说，我父亲并没有说他明年要回来呀！洪老问我：你对你父亲信上说的“要让你母亲明年的七十华诞，过得极为愉快”是怎么理解的。我说，父亲肯定是寄一笔数额较多的美元，作为向我母亲祝寿的贺仪吧。洪老说我理解错了。他说，因为我父亲这几年来给家里寄了不少美元，所以只有我父亲回来为我母亲做寿，才是我母亲七十大寿过得极为愉快的事。我说，我父亲的来信一直都是由美国或香港的亲戚转寄回来的。我想，我父亲并不如他给我们第一封信中所说的“住在美国南部”，而是住在台湾。因此，我认为父亲不可能在明年贸然回来给我母亲祝寿。一番对话结束后，洪老走出了办公室。 大约十分钟后，洪老又回到我办公室。洪老说，刚才他去统战部把我父亲来信的有关内容，和他认为我父亲明年一定回来的道理向张益民副部长作了汇报。同时希望统战部协助我解决住房困难的问题，否则我一家5人只有两个房间、一个煤炉间和一个小门堂，共三十一二平方米的住房条件，无法接待回乡探亲的父亲。洪老对张部长说，如果尹乃强同志将他父亲安排在宾馆住宿，那么三十多年来才得以回来相聚的亲人，就会没有家的感觉。 我万万想不到洪老看了我父亲来信后，会料定我父亲明年一定会回来探亲，并认乎其真地向统战部领导提出了帮助我解决住房困难的要求。尽管我知道，统战部难以把洪老出来的问题，作为特殊情况去为我争取到解决的办法。但是，洪老的满腔热情，使我心中涌起了一股万分感激的暖流。 说来也巧，大约是一个月后的6月中旬，继去（1986）年统战系统分配住房后，民主党派机关又有了三套住房可供分配。这次分房工作，是在专门成立的统战系统分房委员会和民主党派分房小组的领导下，以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和相应的程序进行的。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凡是希望分得住房的都写了申请。民主党派分房小组收到各人的申请书后，请统战系统房委员会中的一至两名成员，与民主党派分房小组的两名成员，到申请人家中查看户口簿以核对实际居住人口；用皮尺测量住房的实际面积。在测量住房面积这个环节上，我家还劳累上述同志去了第二次。经过以上种种程序和分房小组根据掌握的实际情况后，我被确定为民主党派机关应该分配住房的对象之一。只要统战系统分房委员会审查无异议，被确定为应予分房的人员，将会在适当时候接到去市政府行政处，领取所分配的新住房的钥匙。 8月份的一天，市级机关分房名单公布了，我却榜上无名，而原本未被民主党派分房小组确定为应予分房的另一人，其大名竟赫然登在红榜上。听说了这个情况的洪老，先是到市统战部要一个“说法”，因未得到令他心服的答复，然后又以愤愤不平的神态约了时任民革市委主委的刘（承）老，到中共镇江市委向分管统战工作的沙荣盛副书记汇报情况。 十几分钟后，洪老和丁老回到了民革机关。洪老满面笑容地将他们向沙书记汇报情况时的全部经过告诉了我：听了洪老的汇报后，沙书记告诉洪老他们，他前一段时间在国外考察，前天才从日本回来。关于分房的情况，沙书记立即叫来市分房领导小组成员的中共镇江市委办公室主任和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问他们统战系统上报的分配住房的名单中，有没有尹乃强的名字。两位主任都说：“有”。沙书记问：“既然有，怎么现在却没有了？”“两办”主任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吱吱呜呜地向沙书记表示，保证尽快安排一套两室半一厅有厨房和卫生间的住房给尹乃强同志。洪老说，尹乃强同志离开大陆三十多年的老父亲，明年要回镇江探亲。因此，这套住房的地点不能偏远、楼层不能高。其中一位主任对沙书记说，住房的地点和楼层，都可以满足洪老提出的要求。只是因为新建的住房已经全部分完，所以只能调剂出二手房给尹乃强同志了。洪老和刘老向沙书记表示了对 “两办”主任采取的补救办法和相应的承诺没有意见的态度后，心情舒畅地离开了沙书记。 1988年10月，我父亲果然从台北回乡探亲了。父亲一到家就说我们的住房不错，陪他回来的我的幺妹乃菁，也说“真的蛮好耶！”父亲和幺妹对我们住房的满意之情，又一次引起了我对洪老的感激。 五 1988年5月至2006年12月，洪老先后担任民革镇江市第四到第七届委员会名誉主委。在此期间，洪老同样在民革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洪老在可以拄着拐杖出行的几年中，他一如既往地准时参加所在文教第二支部的每一次组织生活，与党员同志共同学习和讨论中共中央文件或民革各级组织文件；勉励年轻党员在政治上和岗位工作中不断进步；希望大家热爱民革、支持并密切配合民革市委和支部开展的工作，特别要在参政议政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发挥积极作用。洪老在支部建设中的传帮带作用，曾多次作为文教二支总结先进经验的重要内容，在我市民革、全省民革乃至全国民革表彰先进支部大会上，获得了各级领导和与会同志的赞扬。 在不能站立、无法参加民革组织活动的几年中，洪老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革工作，关心同志们的成长进步；在思维不太清楚的最后两三年里，洪老虽然已经搞不清去看望他的民革市委领导和机关同志了。但是，他知道这些人都是民革的同志。因此，他总是十分高兴，总要中肯而吃力地说：希望大家认真学习、团结合作搞好民革工作，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多作贡献。 如今，洪老在一个多月前离开了我们。我在住了二十多年的居所里追忆洪老，既为寄托对洪老的哀思，也希望使更多的同志能从我不简洁的文字中了解洪老。 回忆洪老——纪念洪维新 耿筱云 回忆洪老，脑海不由地浮现一个画面：一位温和、慈祥、可敬的老人，拄着拐杖，缓缓而来。 认识洪老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虽然那时我父亲已在民革工作多年，经常办理民革的事务，礼拜天或节假日也经常有民革的人来我家。但那时的我对民革了解甚少，加之“文革”极左思潮对我们的伤害，我对民主党派的地位、性质、作用既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尤其是牵扯到“国民党”三个字，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我一直对民主党派都是敬而远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各行各业百废待兴，显现出一派生机。民主党派的作用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参政议政、统一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都少不了民主党派的努力和参与。那时我父亲已经离休，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洪老是民革的主委，也经常在礼拜天休息时来我家看望我父亲，向我父亲讲一些民革的事情，商量有关民革的工作事务。看到他们是如此敬业，我很感动，对他们也很敬重。每次看到洪老，我都会主动打招呼。有一次洪老到我家时，看到我，他又和我交谈起来：“小云啊，你看你父亲都八十岁了，还操心民革的事情，这是他半辈子的事业，他是真心希望民革组织越来越兴旺，越来越重要。你们兄妹五人，只有你有条件加入民革，你为什么不加入民革组织呢？这对你父亲也是一个安慰啊！”在和洪老的交谈中，洪老详细地对我讲了民革的历史和重要使命，讲了民革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重要意义，以及今后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民革将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洪老的从容不迫、不愠不火、循循善诱、点点滴滴渗透了我的思想。从洪老身上，让我体会到什么是平凡，什么是不凡，什么是敬业，以及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也让我对民革对民主党派有了新的认识。在洪老的介绍下，一九八七年，我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一名民革党员。 随着时间的流逝，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些事，那些细节不仅没有淡忘，然而越来越清晰，永存在记忆里了。回忆洪老，我对洪老充满了感激之情，他的行为感动了我，激励了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也会努力去做一个敬业、爱民革的人。惊悉洪老驾鹤西去，我要说一句：谢谢您，洪老！如今民革已有了更多和你一样热爱民革事业的人，为民革奉献一切，我们的民革会越来越好，您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