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忆刘老二三事
孙英华
刘老——刘承，1926年6月出生于湖南省，副研究员。他是在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22年间成长起来的。在这战乱的年代，他却读完了大学并研究生毕业。1951年毕业于原中央大学法律系，1953年至195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研究生。毕业后，他先后在原中央大学、南京农学院、南京林业学院从事教育工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老本可以大干一番事业了。然而，由一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紧锣密鼓的“抓右派”运动。全国55万知识分子成为“右派”。整个知识界死伤累累。而刘老不幸就是其中一员。除了“阳谋”之外，刘老的遭遇也是“直言”、“说实话”惹来的祸。在那个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的年月里，哪有容人说真话的份呢？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士大夫气节与美德的影响深刻，勇于独立思考、敢于讲实话。刘老就是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是一个敢讲真话的人。其结果就是被打成另类，成为异己分子，成为“敌人”。而今的日子里，当年“右派”的所谓“反动言说”经实践证明，恰恰是无比正确的。不言而喻，成为“右派”之后，刘老的日子过得是何等艰难，经历了多少困苦，每日过着阶下囚的生活。他拉过板车，挑过大粪，卖过拉粪票，等等，干尽了非高级知识分子做的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已故的总书记胡耀邦先生任中央组织部长时发动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以后，刘老才得以重见天日，恢复了其文人的工作，还给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
刘老写得一手好字，曾任镇江市诗词学会副会长、顾问，镇江市法学会顾问，镇江市台属联谊会会长。但他为人谦虚，从不轻易为他人题字。刘老1984年12月加入民革，由于工作突出，1986年7月起，德高望重的他被选为民革镇江市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增选）、第四、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六、七届名誉主委。1983年起先后为市政协委员、常委，1991年调市政协任驻会副主席。1993年至1999年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刘老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也为说真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说真话敢直言”却是刘老不改的本性。在任民革镇江市委主委、政协副主席、人大副主任期间，中共镇江市委统战部“双月座谈”会上，他总是直言不讳地建言献策，为镇江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记得那是在“两会”前夕，中共镇江市委召开“月座谈会”。中共镇江市委书记、分管书记、中共镇江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均出席会议。这次座谈会是通报人事安排的情况，并征求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民主人士的意见。会上，刘老就两位候选人的品德及群众反映的情况提出了异议，阐明了自己的意见，希望中共镇江市委能够另选他人，慎重考虑才好。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原班人选推上“两会”。刘老在“两会”期间，再次向主席会议的领导陈述意见，也向与会的代表们明确表态。代表们非常赞同和支持刘老的意见，并无比欣赏刘老的勇气。选举的结果，两位有异议的候选人最终落选。会议增选了民主党派的一位同志任副市长。会后，刘老的举动一时之间传为佳话，成为镇江百姓的美谈。应该说，这次人代会是镇江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而刘老则是这个里程碑的带头人。
刘老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为我们镇江市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现今刘老已退休在家，安享天伦之乐。但他对镇江民革的工作还时时关心。在此祝刘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老领导刘承同志的生日
尹乃强
老领导刘承同志，出生于1926年
生日，是人生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那一天的纪念日。从生理意义来说，人的生日当然只有一个。然而，人们也可能会有另一个生日，一个把比自己的出生纪念日看得更在意的政治生命的“新生日”。老领导刘承同志，就有这样一个生日，这个生日就是
我和刘老认识于
在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中，刘老像在进行课堂教学的老师一样，以抑扬顿挫的语调，在如数家珍地介绍孙中山先生生平、业绩的同时，还有机地宣讲了贯穿于孙中山先生一生的“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抒发了对正在动员他入党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真挚情怀。刘老的发言，不仅使我对孙中山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对刘老在孙中山知识方面的渊博，产生了敬佩之情。
那时，民革特别注重在与原国民党有历史联系或在港、澳、台地区有密切关系的人员中，物色发展对象。因此，我很自然地向时为民革镇江市第二届委员会驻会副主委、组织工作负责人丁国民同志，打听了将要成为民革党员的刘老的有关情况。
丁国民同志告诉我，刘老是湖南回龙人。1951年在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52年在南京农学院任助教；1953年至1955年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攻读研究生，毕业后在南京林学院任助教；1958年被南京林学院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公职后，送到农场劳动；1964年到镇江市环卫处清洁管理所工作，先后为工人、管理员、教育科长。丁老介绍到这里时，我问：“刘老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有什么‘问题’吗？”丁老说，刘老出生时家中有一些田亩，解放后其家庭出身被划定为地主；而刘老的哥哥又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军官，解放前去了台湾。听到这里，我对丁老说，我明白刘老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从大学跌落到农场了。丁老又告诉我，刘老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一��半后的1980年6月得到平反，1983年被调到市政协文史委任编辑的。
因为在“那个年代”也遭受过政治歧视的缘故，我对曾为高等学府教师的刘老于1958年在那个农场，到1983年在市环卫处清洁管理所这二十多年的蹉跎岁月中，所承受的沉重而艰辛的体力负荷和揪心的精神痛苦，至为感慨；对刘老终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而欣慰；又因为刘老将成为本党党员，并有可能成为民革镇江市委领导同志所期望的接班人而高兴。
处于民革镇江市委领导地位、从事党务工作近十三年的刘承同志，一贯继承和发扬洪维新、耿德星、丁国民和康扬等老领导与中共亲密合作的优良传统。他在担任民革镇江市第四、五届委员会的任期内，始终注重搞好民革的内部团结，以民主、亲和、直率、宽厚的作风与先后担任市委委员，特别是担任副主委的康扬、杨立、孙英华、尢敦立和担任秘书长的刘中白、尹乃强等领导班子成员合作共事。
在党务工作中，凡大事要事，刘承同志始终坚持集体领导、分工合作的工作原则和民主协商的议事原则；在联系党员方面，刘老始终把关心民革党员和民革市委机关工作人员的成长与进步，关心和帮助党员解决工作、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作为思想出发点和实践的归宿。刘老在这两方面所体现出来的良好个人修为，在我从事民革市委机关工作的往事中，留下了许多印记。其中，最令我赞佩也是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就是他对曾遭受过的政治磨难，从不怨天尤人，更不耿耿于怀，而是珍惜其获得政治新生后的人生。对此，本人特摘录刘老于1998年11月，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之际，应《镇江日报》之约所写的《生日》中语句，予以印证：
只有意想不到的喜悦，才是人生最大的喜悦。
1980年夏天，当我捧着原单位（南京林学院，笔者注）中共党委的平反决定书时，忍不住落泪了。负责落实政策工作的同志安慰我说，不要难过，过去在'左'的思想支配下，对你的处分错了。我代表党委向你道歉。我们都要向前看。我抹了一下眼泪，真诚地说，我不难过，是高兴。感谢共产党给我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工资待遇。
回到家里，将这一喜讯告诉妻子，她仔仔细细地看完了决定书，露出多年未有的笑容说，今天真是好日子，
她提醒了我，今天确实是我的生日啊！而且是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的生日！当时，我已过知天命之年，但仍然思考着如何投入这个新的时代，以补偿我失去了的二十三年的宝贵时光。
1984年我加入了民革，不久又成为一名党派工作者。经过十多年的不断学习和参政议政工作的实践，逐步增强了我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信念，认识到民革组织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和地位，因而增强了自己的工作信心。我真切地感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我们民革；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也不会有民革的今天。我深感身处盛世的幸运，又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作为参政党的一名成员，不能有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更是为我们开创了一个施展智慧和才华的广阔天地。历尽坎坷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受到了共产党和人民的重视和信任，获得了自己的尊严。
确切地说，
桑榆生辉呵后生
——记老主委刘承
康 燕
多年来，老主委刘承“离休不离党”，桑榆生辉、情系后生，一如既往地关注民革组织发展、呵护新党员成长，谱写了人生新篇章，倍受广大党员爱戴。
一、关注组织发展壮大
组织发展，是民革的基础性工作。
刘老回忆道，当初镇江民革党员只有30多人，在党派中人最少，人员结构单一，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年龄结构偏老，60岁以下的党员只有4人，无论是开展工作还是参政议政都比较艰难。他不无感慨地说：“洪老、耿老、丁老他们真不容易，当时的工作压力大、人太少，他们都是民革的忠臣啊！”
他说：“当初民革的界别单一，是与原国民党有渊源关系的，为了发展党员，我就向统战部积极争取，希望扩大发展对象的条件，扩大到与台湾有关系的人士。”经过一次次向统战部做工作，民革党员的特色范围扩大了。
刘老营造了良好氛围，不断加强民革的自身建设。可以说，刘老为镇江民革组织在镇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即便如此，愿意加入民革的人士并不多。由于国民党曾经在人们心中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大家对民革这样一个民主党派的认识还不够甚至有些偏见，人们一听说民革与国民党有渊源关系，就充满恐惧，不愿加入，对民革敬而远之了。为此，刘老没有少做工作。他总是想方设法想把民革组织扩大，曾一次次托熟人到高校及其他单位去争取自己看中的人选，可是经常被拒绝，刘老就不断地向人解释，宣传，争取大家对民革的正确认识。例如，曾有民革党员提出退党，原因是国民党臭名昭著，因为自己是民革党员而被看不起，甚至有同事在其桌上放了 “打倒国民党”的字条。刘老得知情况后，立即到这位党员单位去了解情况，和其所在单位的中共书记沟通，并做好该党员的思想工作，纠正大家对民革的错误认识。
刘老对每个新党员都亲自考察，他经过一次次地努力，发展了杨传珠、陈德溥、王亚南、王淮民、贡晓华、顾雁龄等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当时条件有限，出行全靠走路或骑自行车，但很多事情刘老总是亲力亲为。比如说起考察发展对象王亚南时，刘老还笑着说自己骑车不小心摔到水里去了。说到这里，刘老笑得满面红光，他觉得自己做的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在任期间，刘老总是恪尽职守，逐步改变党员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为民革组织不断注入新的血液，提高党员整体素质，增加组织的生机和活力。同时，他还积极争取中共组织的支持，请他们向民革推荐一批批政治素质好，知识层次较高，德才兼备，有参政议政能力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和有代表性的人士加入民革组织。刘老在任期间，镇江民革党员发展到了100多人。看到如今镇江民革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已有民革党员234人。刘老无比欣慰：“现在好啊，看看年轻的同志多有朝气，当自己耳朵背了，有很多事情做起来都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时，觉得年轻多好啊！你们年轻人一定要好好珍惜，脚踏实地，多做实事！”
二、做了很多团结人的工作
刘老一再强调，民主党派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做人的工作，无论如何要和统战部搞好团结。“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团结和影响了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建国初期，周恩来同志就曾经提出，民主党派一个长期和重要的任务，就是做好自己党派成员和所联系的一部分群众的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刘老对这点认识尤其深刻，他认为党派工作的基础就要从抓团结着手，而搞好班子的团结尤为重要。这是领导班子能否最大限度发挥作用的关键。因此，要把讲团结作为衡量一个党派班子成员政治素质的重要标准。刘老说，工作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主副委之间也会因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同而产生某些分歧，有了问题，有了分歧，不要回避，也不要动辄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要通过善意的充分的交心谈心，在事关重大问题上统一认识，取得一致看法，在枝节问题上则要求大同存小异，只有这样，班子内部才会有真正的团结，工作关系也会随之融洽、协调起来。更可贵的是，刘老在职不恋权，他在开展工作时也遇到一些阻力和难题，特别是在接班人的人选、机关人事安排等问题上争论较多，但他都出于公心，虚怀若谷，广泛征求班子成员以及各界人士意见，集思广益，以稳定人心，稳定大局为重。这样，中共镇江市委统战部、民革的老同志、机关同志都非常支持刘老的工作。镇江民革市委会机关里总是有不少人来经常来坐坐，谈心、议论时政等，氛围非常好。说到这里，刘老不停地向我交代：“你们还年轻，都是小孩子，一定要记住，对任何来的人都要以诚相待，客客气气的。”
刘老还帮一批党员落实政策？如留学美国回来的王润生，在重庆教书，但其镇江的老家在“文革”时期被抄，有两幅珍贵的字画也在其中，希望能够找回遗失的两幅字画一直是王润生的心愿。刘老得知后，多次到镇江市文化局、博物馆查询，几经周折，终于拿回。刘老不放心，还亲自找人帮其鉴定真伪，使王润生一家非常感动，倍加珍惜失而复得的传家之宝，将两幅字画装裱后一直珍藏在家中。
再如，台湾著名书画家赵松泉先生的孙子在镇江师专毕业后，想留在镇江工作。刘老得知后，四处找人，费尽周折，终于将其分配到南京去了。为此，赵松泉先生感激不尽，当刘老去台湾哥哥家探亲时，赵松泉先生还盛情邀请刘老吃饭，被刘老婉拒。但此时，刘老还没忘记民革，请赵先生为民革题字一幅。他还曾经为镇江民革向著名女书法家，南京“三老”之一的肖娴求得一幅“天下为公”的字，还收有清代书法家王文治的书法作品一幅。
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刘老不仅对党员及社会人士很热心，他作为主委，还不断为机关同志着想，他为大家争取来的福利费，自己却从不要一分。他为中山学校讲课也从不要讲课费。
三、社会服务工作
谈到社会服务工作，刘老说：“社会服务是民主党派的重要职能之一，既是民主党派展示自我形象的窗口，又是参与实践、开展调研的有效途径。”他回忆了镇江市中山业余学校当初发展的艰难，尽管条件非常有限，但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一定要把学校办好。所以，每周他都要到学校去看一看，当时人手少，办学场地也受限制，很多事情都得亲力亲为，刘老下班后，经常到中山学校租借的场地中山路小学，和当时任中山路小学教导主任的丁国民一起搬桌子等做好课前准备。他一直强调，洪老、丁老都花了很多的精力在中山业余学校上面。当时是补习文化的多，帮助在职人员提高文化水平，考取初中、高中及后来慢慢有的大专文凭，还有一些语言学习班：英语、日语教学班，培养了不少英语、日语翻译。当时社会上还有其他几家社会办学，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刘老一再强调，要请好的教师，从师资入手作为竞争强有力的竞争条件，以此吸引生源。这为后来学校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除中山学校外，当时镇江民革还办有中山机电厂、中山科技开发公司、江南磁选厂等。刘老他们也是竭尽全力，调动人员积极性，尽量把几家企业办好。镇江民革所属社团中山书画社每年定期活动，刘老千方百计联络、沟通海峡两岸有志于和平统一人士，开办了好几次较有影响的书画展览。
刘老一再强调，现在环境不同了，形势更加有利，民革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做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工作，参政要参在点子上，不说大话空话，切实提升镇江民革的社会地位。
离开刘老家时，他语重心长地叮嘱：“年轻多好啊，现在我们的队伍年轻化、知识化大大提高了，有的是力量，民革就靠你们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发展壮大啊！一定要好好工作啊。”刘老坚持一定要把我送到楼下，叮嘱我下坡坡陡不要骑车，他一直看着我往前走。我走了好长一段了，再回头，还看到刘老站在那里，对我挥手，我不禁肃然起敬，回味着刘老的叮嘱，觉得刘老不仅是在看着我走路回家，更是在看着我走好以后的道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