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志

【作者题记】幼年时他追求进步与理想，他曾是黄埔军校22期毕业生，1956年加入民革，可是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动荡年代，却因莫须有的罪名身陷囹圄15年，家人和子女长期受到株连，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昭雪。虽然命运坎坷，可是他依然心境豁达，以满腔的政治热情参政议政，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履行民革党员的使命，他就是87岁的老党员张国栋。一个初夏的早晨，我们走进了整洁而简朴的农家小院，精神矍铄的老人手持厚厚的《黄埔同学录》心潮起伏，蓦然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少立志　追求理想

 

　　张国栋出生在丹徒县辛丰镇辛丰村，本有一个哥哥，可惜哥哥出世后不久就夭折了，他的母亲就到上海的一个大户人家帮工做奶妈，一直到张国栋出世后，母亲带着襁褓中的他便回到了辛丰村的娘家。母亲家姓颜，按照传统习俗，他随父姓张。他的父亲老实本分，长年在上海的一家纱厂当工人，挣点微薄的工资回来养家糊口。到了6岁，在当地家境一般的张国栋和其他孩子一样入私塾学习文化知识，老师主要讲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和一些自然科学著作，传播传统的伦理思想和孔孟之道，因勤奋踏实，他的作业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在这期间他耳濡目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在我们国土上的种种暴行，萌发了报效国家，守我国土的情愫。到了16岁，他告别家乡，来到上海一家店面不大的绸布庄做学徒。繁琐的学徒劳作生活，依然不能磨灭他心中对知识和理想的追求，他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学习文化知识，他早上到南京路前进中学读外语，晚上来到国际饭店后面的晨星补习学校去补习文化课，此间的学习为他日后的进一步深造打下了基础，接触到了诸如复旦大学思想进步的外语老师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同窗。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的上海，民主、科学、革命的进步思潮冲破保守落后的藩篱蜂拥而至。因为当时的夜校补习老师会谈一些政治时事方面的言论，绸布店老板害怕他这个小青年卷入政治，千方百计管束和限制他，防止他和革命党人接触，还派人跟踪他，不让他穿学生装，在店里只能穿中式服装。但是，这些举措依然阻止不了他向往进步，不当亡国奴的信念。

　　表哥蒋卓然，家住茅山老区丹阳延陵杨岸村，比张国栋大8岁，公开身份是丹阳当地的一名教员，是个进步青年，也是中共早期的地下党员，被囚禁多年，出狱不久即被磨死。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人出兵侵占租界，张国栋所在的绸布店因生意清淡，门面由四间缩小为2间，裁减雇员，他也在裁减人员之列。他和在夜校学习时认识的严洪寿及一个姓周的同学约好一起到大后方去，被母亲知道后强烈阻止，最后只好与母亲一起回到辛丰老家种地。回到老家辛丰后，青年张国栋和表哥的联系逐渐多起来，他经常到丹阳表哥家去，因为表哥家的很多进步书籍在深深地吸引着他，在这里他有机会接触到《总理遗嘱》、《建国大纲》、《曾文正公全集》等著作。他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书，满腔的爱国热诚和昂扬的革命斗志在阅读中激扬。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滋长在心头的爱国热情激励着他和其他青年一样往大后方跑。张国栋到河南开封投奔舅舅，他舅舅在电灯厂做职员，他也来到舅舅所在的电灯厂干起了抄表员。虚心好学的个性驱使他利用一切时机学习，工作之余到开封大河中学作旁听生，虽然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但是收获不小。随后其母亲也来到了开封。1947年初，国民政府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在开封招收学员。为了使自己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报效祖国的愿望早日实现，已经有一份稳定工作的张国栋不顾舅舅的反对，毅然报名应试。张家是三代单传，张国栋只有个姐姐，他是母亲后半生的依靠，母亲怎么也不理解儿子的决定，坚决反对。张国栋决心已定，考取黄埔军校22期一中队后，他与母亲不辞而别。和他同期考入黄埔军校的有罗本立、陆秉章、袁定中、李剑轩，他们都是十二期开封招生区的学生，如今都是台湾退役将领。在大陆的黄埔同学，有凌元一、吴冈玺，如今经常来往会面。

 

入黄埔　时局动荡

 

　　被黄埔军校录取后，张国栋他们这批学员先在成都双流机场一带学习。蒋介石任校长，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过台儿庄战役总指挥的关麟征任教育长，第一年为入伍生教育，第二年和第三年为理论教育年。学生所学的科目包括术科和学科两大类，术科包括单兵教练、班教练、排教练、工兵勤务、射击、武术体操等；学科除了陆军礼节、步兵操典、步兵射击、野战筑城、通信、卫生学、战术学、地形学、兵器学、瓦斯学、炮兵学、战车学、航空学之外，还设置了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外交史、中国革命史、外国革命史、中国政治经济概况、法学、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状况、军事理论、人生哲学、数学、物理、化学以及英语、德语、法语、日语等课程，学生的知识面更加广泛了。按照学校学制，张国栋本应当于1950年初毕业，可是当时国共双方战事不断，时局吃紧，22期学员便于1949年7月提前毕业。军校方对毕业生实行志愿与分配相结合的安排形式，可以随国民党部队去台湾。担任黄埔军校二十二期训导主任的杨诚，平时负责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其夫人在军校医院任护士长，是苏州人，张国栋平时与他家来往自然要亲近一些。杨主任让张国栋报名去台湾，并说有名额，在他的手下自然会有照应。1949年中秋，杨诚一家去台湾，张国栋送他们一家至双流机场。临行前，杨诚恳切地说：“老弟，我希望你跟我去台湾，如果愿意，马上就下聘谕，作为随行副官一同赴台！”张国栋却并不为之心动。在黄埔18期毕业生教导一团一营一连连长周博山（丹阳访仙桥人）的挽留下，张国栋加盟到他的连，在军校教导团一团一营一连当排长。当下前方形势严峻，国民党处于仓皇应对、收拾残局阶段，连队的中心工作变成了防止逃兵逃跑。后来周调任营部参谋，张国栋任代理连长。不久军校教导一团调到新津机场驻防警戒，实际上是负责守卫运送台湾的人员和物资。在那样的多事之秋，国民党在大陆战场节节败退，但是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瞬息万变的政局是一个基层的排长根本无法分析和判断的，只能服从命令听指挥。1949年12月24日，成都宣告和平解放。解放军十八兵团宋志军代表接管军校，宋代表命令军校教导团放下武器到新都接受整编。1950年元月中旬，张国栋和23期学员常州籍老乡周缄庆离开新都到达重庆，2月初从这里乘船返回辛丰老家。

 

遭厄运　身陷囹圄

 

　　回到老家辛丰后，在父母亲的安排下，张国栋与同乡女青年潘素瑛结婚。1950年10月他来到父亲的单位上海德裕祥化学制药厂（后改为上海葡萄糖厂）工作，1956年在上海加入民革组织。从1952年起，厂里就开始搞民主改革，历经多次整治运动，厂保卫科干部一次次追查张国栋所谓的历史问题。1958年让他退出民革，厂里保卫科整理了一份“黑材料”，张国栋申诉无门，终于在1958年9月29日被上海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判处15年有期徒刑，妻子和三个幼小的孩子（两男一女）从上海被赶回镇江辛丰老家劳动。

　　从看守所到提篮桥监狱、江湾火车站、再从裕溪口被押送到安庆，从安庆徒步三天行军到太和县花凉亭水库工地（劳改集中地），张国栋一路颠沛流离，饥饿、疾病、疲劳、精神折磨、莫名其妙的体罚、繁重的体力劳动、无休止的批斗，使他无比压抑、悲观和绝望，张国栋活生生地经历了炼狱般的生活。支撑着他顽强活下去的是信念，他深信“自己是无辜的，没有反对党，反对革命，事实终究会弄清的”。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前夕，张国栋和所有在押犯人一样，满心希望政府能够大赦，结果全劳改工地近两千人只有一个小偷夏小毛获特赦。没有张国栋，他只能在失望中继续等待。1961年初夏时节，他的妻子从老家长途跋涉，几经周折，好不容易前来白湖农场探监。可是恰逢蒋介石正在鼓吹反攻大陆，海峡两岸严峻对峙，火药味正浓，狱方对犯人也严加管束，不容许他和妻子见面。伤心欲绝的妻子，只能满腔悲愤地失望而返，再加上当时天气恶劣，持续的狂风暴雨使船舶停止航行，冷饿交加的妻子只能在巢湖码头苦捱了两个昼夜。事情虽然已经过去近50年了，年过80的张老每每提起此事，仍禁不住老泪纵横，说妻子每每回忆起往日惨景时就如当年孟姜女哭长城啊。

　　15年的5400多个日子里，梦中常常是离家时儿子女儿的模样，早晨醒来，泪水淋湿了枕头，冷酷无情的现实使他不得不强打起精神，拼命干活，争取早日回家。结果，张国栋在父亲1972年病逝前也未能与父亲见面尽孝。

　　1973年11月26日，张国栋终于刑满释放回家。年迈的母亲，憔悴的妻子，惊喜的儿女，一家人见面后抱头痛哭。离家时小女儿才3岁，回家时已是17岁的大姑娘了。十几年的光阴足以改变一家人一生的命运。张国栋虽然刑满出狱了，却并未获得人身自由，在政治上仍然是被管制的对象，反革命的帽子依然戴在头上，不得自由活动一天。张国栋只能规规矩矩、谨言慎行，老老实实地在生产队劳动。时常生产队有人做了损公肥私的事，或有人在劳动中出现什么差错被看成阶级斗争新动向，他常常是首先被怀疑的对象，时不时就被调查盘问。有政治运动来临时，他总是被当成批斗的典型。他两个儿子的学习成绩很优异，但是由于父亲的牵连，不仅与上大学无缘，而且被当作狗崽子，参军、入党、提干永远没有他们的份。

 

获平反　肝胆相照

 

　　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历史进入了新的篇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驱散了神州大地的阴霾，党和政府开始拨乱反正，陆续平反冤、假、错案。虽然是被管教的对象，经济收入十分微薄，身处逆境的张国栋仍然节省开支，订阅报纸，关心时事。看到一件件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已经迈入知天命之年的他，萌发了向政府申诉自己冤情的想法。白天，他和其他社员一样参加田间地头的辛勤劳作。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他忘记了躯体的疲惫，想到自己悲惨的境遇和坎坷的经历，禁不住心潮起伏、泪流满面。他决心申诉，但当他手捧长达20多页的材料时，有些犹豫了，往哪里投呢？过去的经历使他战战兢兢、不寒而栗，如果这申诉材料如泥牛入海倒也罢了，如果再招来新一轮的批斗、审查，那岂不是惹火烧身，想想他就不寒而栗。思虑再三，他想到了自己曾是民革党员，想到了上海民革组织。他写报告请假，说是上海的舅舅病重，前去探亲，终于获准。他带着材料找到了民革上海市委员会。上海民革信访处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将他的材料转交给了区法院。回到家乡后的每一天，张国栋都在期待与望眼欲穿中度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过去的每分每秒令他不堪回首却又历历在目，未来的命运会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他心中不停挣扎扑朔迷离。所幸，不到半个月，曾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右派帽子就被摘除了。1979年11月14日是张国栋终生难忘的日子，是他获得新生的日子！这一天上海普陀区人民法院裁定1959年对他的审判纯属冤案，按照正常予以平反，宣告无罪。随后他的生活待遇得到了逐步落实。上海葡萄糖厂为他办理了退休手续，按月领取退休金，长子和女儿享受知识青年待遇被安置了工作，次子被丹徒县工商局录用为国家干部。原来的民革党籍得到了恢复，按照属地管理的需要转入民革镇江市委员会。1980年，是张国栋崭新的起点，他实现了政治上的翻身解放，不仅恢复了名誉，而且每年成为丹徒县委统战部邀请各届知名人士参加的国庆、中秋茶话会的座上宾。

　　民革镇江市委会的领导还出面帮张国栋在镇江市体育馆联系了一份工作，他在此担任食堂事务长做总务工作10余年。1996年丹徒县委统战部出面协调解决了他的住房问题，帮他家翻建了住房，改善了居住条件，被他称为“爱心屋”。199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建校70周年之际，黄埔同学会丹徒县联络组举行“黄埔军校建校70周年纪念会”。推选张国栋任黄埔同学会丹徒联络组组长。1995年11月16日，黄埔同学会丹徒联络小组举行会议，张国栋主持会议，镇江军分区副司令员王永康、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朱琦，来自扬中县、丹徒县的黄埔同学计20余人参加，学习总书记江泽民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进行交流恳谈。1998年春天，年届七旬的张国栋连续担任第六届、第七届丹徒县政协委员。10年中，他参政议政热情高涨，尽心竭力。只要政协有参政议政的会议、活动等，他都全力克服年老身体不便、交通不便等因素如期参加，积极参与提案撰写工作，他共提出提案15件，其中4件被评为优秀提案。内容覆盖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党外后备干部培养、公交、供电、供水、有线电视、农村消防等基础设施建设，真心实意地与执政党合作共事，不遗余力地为基层百姓呼吁，切实改善民生，关注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不仅如此，张国栋还十分专注和执着，他的提案从生活中来，直面关注和改善生活，提出的往往是他观察和考虑了很久，直接关系到老百姓衣食住行的问题，代表广大老百姓讲话，提出后他跟踪关注提案的办理和落实情况。2005年1月，他根据辛丰和黄墟群众生活用水质量不稳定的现状，提出了《关于要求改善辛丰、黄墟两地群众吃水难》的提案，得到区有关职能部门的答复，但是资金缺口，高资唧水站迟迟不能开工建设，京西水厂供水管网向东延伸工程难以落实。2007年1月他就此提出了《关于加快区域供水步伐，使辛丰、黄墟两地百姓在春节前吃上京西水厂之水》的提案，得到了区主要领导的高度赞扬，在他的努力推动下，辛丰和黄墟的百姓终于用上了清洁的直供水。他就是这样的执着和尽职。作为工人，他的退休工资并不高，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参政议政和参与推动公用事业的热情，看到村庄附近的河塘污泥逐年增多，水质在恶化，他多方奔走筹集经费、联系清淤施工人员，水面恢复清洁后，他又自费制作公益宣传牌，提醒大家保护环境养成良好习惯。如今谏壁至辛丰公路通畅，秩序井然，可是为了建设路口的交通灯，人们不会忘记年迈的张老在寒风中伫立十字路口统计交通流量和在政协会上呼吁的情景……

 

尾　声

 

　　有人说磨难是人生的财富。张国栋回忆起曾经的坎坷遭遇时眼角沁着泪花，但是语气中听不出任何抱怨，他总是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心胸显得十分宽容、豁达。对民革组织十分感恩，恢复党籍以来一直积极参加组织活动，在1998年抗洪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积极捐款救灾，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此外，张国栋还向辛丰中学校庆50周年捐款助学、向家庭遭遇不幸的民革党员家属献爱心、响应电视台倡议为贫困学生捐款等等，以自己的微薄之力谱写着一曲曲大爱之歌。他说：“政府过去错打他一棍子，向他道歉了一阵子，他要用真情和行动回报政府与社会一辈子。”这就是一个命运多舛的老民革党员的真情告白。采访临近结束时，我想起了两句诗“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是呀，依然忙碌的张老不正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