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市史志办公室副主任沈红亮 

巫长龙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

沈红亮不是镇江人，但自2001年调入镇江工作以来，他就一直行走于镇江的巷陌街衢，流连于镇江的山水之间，醉心于镇江的城市研究。他笑言自己“不是不食人间的圣人，也是一介凡夫俗子”，却甘与寂寞相伴，以读史码字为乐，用了整整两年业余时间，写出了一本41.2万字的《瓦解与重构：镇江近代前期社会转型研究（1840-1911）》，再现了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段时期镇江的历史全景，也为刚入知命之年的他奉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一）

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沈红亮研究的专业都是历史。他告诉笔者，近代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是一个被史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只不过，大多数学者把眼光聚焦在上海这样的更具典型意义的大城市。”民国以来日益式微的镇江，不太容易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实际上，“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在这一政治近代化历程中，镇江都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城市”。所以，沈红亮希望以镇江为样本，“比较具体、比较精确地考察这一过程，观察社会结构是如何逐步变化的，社会多元化是如何逐步形成的，传统意识形态是如何被现代思潮所取得的，最终如何完成政治近代化的。”

镇江地处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从长江和运河的繁忙商业贸易中受益，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深受西风东渐的影响，可以作为当时政治气候的晴雨表。“鸦片战争中，镇江经历了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太平天国时期，又是承受了传统战乱中悲剧性的伤害：租界的设置使得镇江在官府之外新出现了一个制衡性的权力中心，强烈地影响着权力运作模式。”自此，镇江社会逐渐多元化，民间思潮有了发展传播的空间，近代民权思想逐步深入人心。这一过程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时期全中国的一个缩影，所以“把镇江作为一个典型城市，连同她周围的区域，用来分析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是非常合适的。”

沈红亮认为，镇江也是清朝末年社会要素十分齐全的区域，权力架构和经济结构都同整个中国大体相当。“有一个地方政府代表行政力量，有一个旗营代表王朝初期征服民族的殖民集团，有一个租界代表强行闯入的西方势力，有一支新式军队代表心怀不满的合法武装，有深厚的农业传统，有洋溢着近代元素的新式工商业，有日趋贫困的城市劳动大军，镇江几乎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微版。”“她是由内生力量自发完成了辛亥革命的完整过程，作为一个单独的区域与近代中国社会同步转型。研究她的转型过程也就能够发现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原理。”

沈红亮坦言，镇江作为一个区域性城市，辖区范围有限，地方史资料的积累也是有限的。“跟本书研究内容有关的地方史资料比较零碎，有些方面甚至是空白状态。如果试图以这样的地方资料积累，对本区域的近代前期作一个全景式的历史考察，显然是困难的。”为了说明某一时期的历史问题，或为了描述某一个时期的历史情境，沈红亮不得不使用周边城市的资料，或者相同性质的其他城市的资料，向读者提供一个历史参照。“我相信这种处理方式，不影响读者对本区域转型过程的正确理解。”

（二）

笔者翻看图书，封面嵌入夕阳西下长江船运小景，缀以深色土黄、配以浅色米黄，一如泥土的厚实、历史的厚重，反映出镇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历经深刻而系统的蜕变，在“瓦解与重构”间俨然再造了一个新的镇江，也在开启着一个新的轮回。

不同于其他历史类图书，沈红亮在“导言”和“正文”之中，设置了“引子”章节，取名《近代前夜镇江民众生存状态》，“目的是通过地方资料对那个时代具体的场景描述，使读者能够回到历史情境之中，真实地理解近代前夜镇江居民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他介绍说，正文分为七章，“力图渐次阐述近代前期镇江社会转型的完整过程。”

第一章通过鸦片战争的镇江地方资料，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的性质。这是本文的分析起点，在全文中只是起到一个参照作用。“唯有了解这个起点，才能知道在当时的历史节点上，镇江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历史轨迹。如果没有这个起点，对于社会转型的理解肯定是不完整的。”

第二章通过太平天国时期的镇江地方资料，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冲突模式和历史循环的原因。“它恰好发生在近代史刚刚开启的时候，发生在传统历史轨迹尚未发生明显改变的时候。尽管它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势力的影响，但它是源于传统中国肌体内部的一场疾病，其成败兴亡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

第三章通过镇江英租界的角色和影响，分析传统中国社会中异质力量催生多元化社会时的具体作用。“租界的影响不在于它本身的规模和力量的大小，而在于它的存在，修改了传统社会的博弈规则，从而影响了各种社会力量行事方式和社会观念的逐步变化，以及它所提供的日趋多元化的社会环境。”

第四章通过清末实施新政的过程研究，描述多元社会在镇江被认可和成长的过程。“新政是满洲朝廷自救的措施，也不可避免的成为释放权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镇江城市绅商阶层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旗人群体日益孤立、并最终成为一切社会矛盾的替罪羊。这一过程，既有助于转型中的社会动员，又有助于产生一批强烈向往新式社会的社会精英。”

第五章从专制王朝内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关系的演化过程，观察一个极权政体的政治周期，确定一个传统的专制王朝走到末日时的标志。“最高统治者无力发动运动式政治罪操作的时候，即是王朝秩序即将失控的时候。统治集团内部，数量庞大的官绅集团迅速蚕食皇帝的权力，使朝廷失去驾驭全局的能力。失去制约的官绅集团把传统体制的弊端演绎到了极致。”

第六章以有关辛亥革命的镇江史料，研究新结构下社会冲突的全新模式。“在辛亥革命前夜，整个镇江社会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瓦解状态。最终，革命在‘抗争——妥协’的模式下以温和、人性化的方式完成。”

第七章以辛亥革命后新政权的组建过程，分析新政权的组建原则，以及其中包含的推动中国社会继续转型的力量。“新政权组建遵循着与中国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一套新旧混合的原则。这些原则的主观性很强，谁都可以凭借实力进行定义，并使之为我所用。社会必然地走向一个武人政治阶段。”

（三）

在简要介绍文章写作的逻辑框架后，沈红亮总结这本书研究的是“晚清七十年的镇江历史，力图再现这一段历史时期镇江社会的不同场景，并对社会发展趋势、历史成因和各色人物的利害选择进行分析。”

“作为镇江人，我们可能会对自己城市史上人和事更为敏感。我们更关注这座城市的故事，也容易因此在城市历史的认知中发生错位。我们要想认识真实的历史，就必须尽量地把自己的个人情感过滤掉。”为此，他建议在阅读此书时“把所有历史人物都放入历史情景中去重新认知”。

沈红亮认为，人性是相同的，人是环境的产物，不同历史人物的不同表现是对环境反应的结果。“镇江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们的先辈，真切地感受先辈们的经历，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尊敬。”他套用王小波的话：“历史研究不是慈善事业，没有必要迁就那些情感过于脆弱的人群”；引用马克思的话：“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你跪着看他” ，“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平视每一个历史人物。”

作为从事地方史志研究的学者，沈红亮承认“阅读历史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直到今天，人类文明的积累仍然是十分有限的。越是逆时回溯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野蛮成分就越多”，所以，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不要回避城市史中苦难和黑暗的一面。”

“有共同苦难历史的人群更容易团结，更容易相互珍惜。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都有待我们去发现她的价值。而她的价值蕴含在她的历史之中。”“当我们知道这座城市的人民曾经经历过如此多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努力的为她歌唱，为她哭泣。”

“带着个人情感去阅读历史，容易让历史变形；而研读历史时获得的情感，能使一个人的情感得到升华。”所以，沈红亮希望他的读者不要携带个人的和家族的狭隘情感来理性地研读镇江的历史。他说：“如果在镇江的居民中，拥有这样一群读者，对于一个地方史研究者来说，是再幸运不过的事情了。”

沈红亮是镇江民革的成员，拥有一种党外知识分子特有的谦和。教师出身的沈红亮，整个访谈中，脸上始终挂着笑容，语速适中而不失顿挫。在他的言语中，更多的是“感谢和谅解”。从导师教授到师弟师妹，从专家学者到编辑人员，从单位同事到夫人儿子，沈红亮一一点名，并“表示深深的谢意！”需要读者谅解的是，这本书是沈红亮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整理充实后出版的，“书中的很多地方尚有论文的痕迹”。既是学术论文，他当然希望在学术界获得一些回应，但“我却更热切的期望在镇江的居民中赢得一批读者。”因为热爱，所以研究，“我也是在研究这座城市的时候，对她有了越来越深的感情。我祈愿这个城市的居民中有更多的人象我一样，更爱这座城市。”